巷口那家修鞋铺没有招牌,只在木板上用白漆歪歪扭扭写着五个字：周学义修鞋，铺子很小，一张旧木桌，两把矮凳，墙边堆着几箱鞋掌、线团和胶水，周学义六十来岁，瘦，背微微驼着，笑起来眼角堆起细密的纹路，他每天七点开门，先把工具一件件摆齐：锥子、剪刀、铁锤、蜡线，像摆弄什么珍贵的物件。
镇上的人几乎都找周学义修过鞋,学生的运动鞋开了胶，老人的布鞋磨了底，赶集人的皮鞋裂了口，到他手里，总能再撑一段路，有人劝他：“现在谁还修鞋？你涨点价吧。”周学义摇摇头，说：“鞋坏了，人还得赶路，能帮一把，就帮一把。”
有一年冬天,一个男孩站在铺子前，脚上的球鞋张着大嘴，脚趾冻得通红，男孩掏遍口袋，只摸出两枚硬币，脸涨得发紫，周学义看了一眼，没说话，接过鞋，低头缝补，锤子敲得轻轻的，蜡线拉得紧紧的，补好后，他又从箱底翻出一双半新的棉袜，塞给男孩：“穿上，别冻着。”男孩要留下硬币，周学义摆摆手：“留着买本子。”
后来,男孩考上了大学，特意回来看他，送了一双新鞋，周学义没舍得穿，把它摆在木桌最显眼的地方，有人问：“怎么不穿？”他笑着说：“这是念想。”
周学义修了一辈子鞋,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可巷子里的人说起他，语气总会软下来，下雨天，他让躲雨的人进屋坐；夏天，他在门口放一壶凉茶；谁家孩子放学没地方去，也爱趴在他桌边写作业，他不怎么讲大道理，只说：“人活一辈子，手要勤，心要正。”
岁月把巷口的墙磨旧了,也把周学义的头发染白了，可每天清晨，那间小铺依旧准时开门，锤声笃笃，像一颗安静的心在跳，周学义守着的，好像不只是一门手艺，而是人与人之间那点朴素的热气。
暮色落下来时,周学义收好工具，慢慢关上木门，巷子深处，那盏昏黄的灯亮着，不耀眼，却让人知道：只要它在，路就没有那么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