枇杷黄了,江南的初夏便到了。
街巷里开始有人挑着担子卖枇杷，竹篮里垫着新鲜的枇杷叶，一颗颗圆润的果实卧在上面，像是刚从枝头摘下来的，还带着晨露的湿意，那颜色是浅浅的、暖暖的黄，透着橘色的光，像极了旧时人家窗台上晾晒的蜜蜡，卖枇杷的妇人用吴侬软语喊着：“枇杷要伐？白沙枇杷，甜得来……”声音软糯,像是也被糖水浸过了似的。
我总在这时候想起外婆。
外婆家有一棵枇杷树，长在天井的东南角，树干粗壮，树冠如盖，叶子大而厚，深绿发亮，背面生着细细的绒毛，冬日里，枇杷花开，一簇一簇的，黄白色的小花躲在叶间，散着淡淡的香，不张扬，像旧时女子低眉敛目的温婉，到了初夏，果子便黄了，外婆会搬出木梯，靠在树干上，颤巍巍地爬上去，用一把老剪刀，轻轻地把枇杷连着一截短梗剪下来，我在树下仰着头，阳光透过枇杷叶洒下来，碎碎地落在脸上,暖融融的。
“莫急，莫急。”外婆在树上说，“等煮了糖水，再吃热的。”
枇杷糖水，是外婆的拿手戏，她把枇杷一颗颗洗净，用指甲轻轻剥去那层薄薄的皮，那皮薄如蝉翼，稍不留神就会撕破果肉，她却剥得极好，果肉完整地露出来，黄澄澄的，像一枚枚温润的琥珀，她用刀尖在果肉上划一道小口，取出里面那几粒光滑的棕黑色的核，核不能扔，外婆说，枇杷核儿煮水，能治咳嗽，她把核放在一个小碗里,留着。
灶台上的砂锅里，水已经咕嘟咕嘟地响了，外婆把剥好的枇杷肉放进去，加几粒冰糖，冰糖是黄冰糖，她说，黄糖比白糖润，煮出来的糖水更清甜，火候是小火，慢慢地煨，不多时，厨房里便弥漫开一股甜丝丝的香气，那香不浓烈，清清浅浅的,像是风里夹着枇杷花的余韵。
煮好的枇杷糖水，盛在白瓷碗里，枇杷肉的边缘变得透明了些，像是浸了水的琉璃，汤水是浅浅的琥珀色，清亮亮的，能看见碗底，喝一口，甜，但那甜是带着果香的，不腻，温温润润地滑进喉咙，像是初夏的风拂过心口，枇杷肉呢，软而不烂，入口即化，留下一丝若有若无的果酸,在舌尖上打着旋儿。
那时候，我总是一边喝糖水，一边听外婆讲从前的事，她说她小时候，外婆的外婆也煮枇杷糖水，那时候没有冰糖，就用红糖，红糖煮出来的糖水，颜色深些，味道也醇厚些，她说，江南人家的夏天,就是从一碗枇杷糖水开始的。
后来我离开江南，去北方念书，北方的夏天来得急躁，仿佛一夜之间就从春跳到了夏，街上的水果摊摆满了西瓜、樱桃、桃子，却很少看得见枇杷，偶尔见到，也是装在泡沫箱里，从南方运过来的，颜色黄得发暗，像是长途跋涉后疲惫的旅人，失了精气神，我买过几回，剥开来，果肉干巴巴的,不如外婆树上的那般水润。
去年初夏，我回到江南，外婆已经走了，天井里的那棵枇杷树还在，依然枝繁叶茂，依然结满了果子，我站在树下，仰头看那满树的金黄，阳光穿过叶缝，落在我的脸上，还是从前的样子,可树下再也没有那个搬木梯的身影了。
我搬出木梯，学着外婆当年的样子，爬到树上，用剪刀一颗一颗地剪，枇杷叶上的绒毛蹭在手臂上，痒痒的，我忽然想起小时候，外婆在树上，我在树下，她喊我“莫急”，我喊她“当心”，那些声音，仿佛还在风里，风一吹,枇杷树沙沙地响。
那天晚上，我自己煮了一锅枇杷糖水，步骤是记得的：去皮，去核，加黄冰糖，小火慢煨，可煮出来的味道，总觉得差了点什么，或许是火候，或许是糖的分量，又或许，是少了一味叫作“从前”的药引。
我端着那碗糖水，坐在天井里，月光洒在枇杷树上，叶影婆娑，我忽然想起外婆说，枇杷核能治咳嗽，其实我小时候，真正咳的时候，喝的并不是枇杷糖水，而是枇杷膏，那膏药黑乎乎的，黏稠得很，带着一股苦味，我不肯喝，外婆就哄我：“喝了就不咳了，外婆给你煮糖水。”于是我捏着鼻子灌下去,然后得到一碗甜甜的枇杷糖水作为奖赏。
如今想来，那碗糖水里,藏着多少温柔的心思。
枇杷糖水，说到底，不过是枇杷、冰糖、水的组合，可它又不只是这些，它是江南初夏的风，是老屋檐下的雨，是外婆手上的皱纹，是童年里一段不肯褪色的光阴，它清甜，温润，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酸，像极了人生的滋味——有些甜，有些酸，有些说不清、道不明的,思念。
我把那一碗枇杷糖水喝完了，碗底剩下几片枇杷叶，是我煮的时候随手放进去的，叶子在水里舒展开来，脉络清晰,像是写着一封从前的信。
明年初夏，枇杷还会黄，糖水还会煮，而我，也会像外婆那样，把这碗糖水,端给坐下来的人。
一碗枇杷糖水，半部江南初夏，剩下的一半，是回不去的时光,和忘不掉的一个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