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七点半，老陈推开了太原铁路医院内科诊室的门，这件洗得发白的铁路制服，肩章上的路徽依然清晰，只是金色黯淡了许多，他是这所医院唯一还穿着铁路制服坐诊的医生了，窗外的城市在立交桥上川流不息，而诊室里的时间,仿佛还停在绿皮火车缓缓进站的年代。
太原铁路医院生于铁轨与汽笛之间，1950年代，当新中国的铁路网在太行山与汾河谷地间延伸时，一座为十万铁路职工及家属而建的医院应运而生，它最初不只是一所医院，更是铁路系统里一个温暖的“健康驿站”，医生们随工程列车奔波，在工地旁搭起临时诊所；护土们在偏远小站的卫生所里，守候着可能深夜抵达的紧急呼叫，那时，铁路制服是通行证,是信任的标识。
我曾在资料室发黄的相册里，见过医院鼎盛时期的模样，门诊大厅里，蓝灰色的制服汇成一片安宁的海洋，走廊上飘着淡淡的来苏水味，混杂着旅途的风尘气息，医生看病，会先问“你是哪个段的？”，就像问“吃了没”一样自然，药房窗口，职工家属拿着铁路医疗证取药，那是一种被体系牢牢托住的安全感，医院的作息也随着列车时刻表微微调整，急诊科医生最懂得倾听远方铁轨传来的、常人难以察觉的振动。
这里的医术，带着鲜明的“铁路印记”，骨科尤其闻名，因为处理钢轨旁的跌打损伤、机车检修的意外，是他们的日常，医生们甚至能通过伤者的工种——是巡道工、扳道工还是检修工——来初步判断伤势的成因，耳鼻喉科的医生，则对火车鸣笛引起的听觉损伤、长途行车后的咽喉问题颇有研究，疾病谱里,写着铁路人的职业史诗。
时代的列车轰然转向，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铁路系统改革浪潮涌来，主辅分离，医院被移交地方管理，那身曾经象征“自己人”的制服，在许多年轻医生身上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通用的白大褂，医院的名字里，“铁路”二字依然保留，像一枚珍藏的旧车票,证明着来路。
唯有老陈，还固执地穿着他的制服，他说，这衣服一穿，某些老铁路工人走进来，眼神里的紧张会瞬间放松。“自己人还在。”他们常这么念叨，他曾为一个退休的老火车司机诊治，老人听力很差，交流困难，老陈没有急着提高音量，而是拿出纸笔，画了一幅简单的铁路信号图，老人眼睛一下子亮了，用手指着“通过”的信号，使劲点头，那一刻，诊室里没有医生和病人,只有两个用旧日密码交流的铁路人。
如今漫步在医院，是一种奇妙的时空交错，崭新的数码叫号屏闪烁着，导诊台护士穿着粉色制服，轻声细语，但当你走过住院部那条略显昏暗的走廊，脚下老旧的木地板会发出独特的“咚、咚”回响，像极了远方列车驶过接缝处的节奏，食堂里，或许还能偶遇老师傅，打菜时脱口而出：“来份‘区间’（双份）米饭。”医院外围墙的浮雕,隐约是铁轨与齿轮的图案。
老陈的诊室，成了连接两个时代的月台，年轻医生们对他的固执起初不解，后来却懂了，那件制服包裹的，不仅是一个老医生的习惯，更是一种医患之间最珍贵的底色：无须言语的认同，跨越时代的托付，当他最终退休，这件制服或许会被收起，但那种深入基因的看护——准确、沉稳、如列车时刻表般值得信赖——已注入医院的脉搏。
太原铁路医院的故事，是一部从“铁路人的医院”走向“人民的医院”的编年史，铁轨延伸向远方，而这座生于铁轨旁的医院，已将自己站成一座温暖的站台，它曾守护着奔赴山河的铁道线，继续守护着线上线下的每一个生命，汽笛会变迁，车次会更新，但守望的灯光,长明不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