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大概是三十年前的事了。
我第一次站在那辆老哈雷面前,满身油污，像是从破铜烂铁堆里捡回来的残骸，车子的漆皮剥落得像癞皮狗，前叉歪斜，链条松弛，油箱上锈迹斑斑，可它的骨架子还在——V型双缸，铁马鬃般的辐条轮，还有那副宽得像牛角的车把，我蹲下来，学着父亲的样子，拿扳手敲了敲那锈蚀的排气管，听见一声闷响，那声响，像野兽在喘息。
我知道我逃不掉了。
这世上大概有两种人：一种人，家对他而言是墙壁和屋顶；另一种人，家是一条路，是地平线，是前方三百公里处那个从未到过的加油站，我注定是后一种，而一辆摩托车，就是这种人的独木舟——不是用来载货的，是用来把人渡到彼岸去的。
西部的戈壁滩上,有一种说不上名字的矮草，贴着地面生长，风来的时候，它们会伏下去，等风停了，再慢慢立起来，那些草活着，活在大地的尽头，活在没有树荫、没有水源的地方，我觉得自己就是那种草，只是，风来的时候，我不伏下去，我要逆着它骑出去，把这阵风撕开一道口子。
这大概是所有“荒野大飚客”的通病——我们只会在奔跑中确认自己的存在。
记得有一次,我一个人骑进了内华达的黑石沙漠，六月的沙漠，白天地面烫得能煎鸡蛋，车轮碾过碎石，身后扬起一道狼烟似的尘土，那种热不是热，是滚——空气滚烫，像有什么东西在虚空中把一切都煮沸了，我骑得快了一些，快到了风都追不上我的速度，当时脑子里什么也没想，又似乎想了很多，那种感觉很奇怪，像在遗忘中忽然醒来，又像在清醒中忽然忘记。
那时候我突然明白,摩托车这个东西，骑的不是速度，是自由，而自由这东西，说穿了，是孤独的。
后来我走了很多路,沿着一号公路，顺着太平洋的海岸线一路向南，看那些浪花一下一下地撞在礁石上，碎了，又来了，往复不休；又穿过黄石的密林，在那些高耸得遮天蔽日的红杉下面穿行，雨来了，浑身湿透；太阳出来了，满身是汗，车坏了，就坐在路边修，把零件摊在地上，像医院的医生给病人做手术。
最远的一次,我骑到了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，在那里的荒野中，我见到过极光，那种绿，不是人间有的颜色，它在天幕上缓缓流动，像一条倒悬的河，我把车停在路边，熄了火，摘下头盔，就那么仰头看了很久，天地那么静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，那一刻，车轮停下的地方，就是我的家。
可路上的人都说,跑长途的骑士分为两种：跑得出去的，和回得来的，我跑得太远，终于在某个岔路口，把自己跑丢了。
那天是在犹他州的纪念碑谷,夕阳把那些红色的孤峰烧得通红，空气里都是沙土的气味，我停下车，忽然不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，地图在口袋里，油也足够，可我就是动不了，那种感觉，就像一根绷得太久的弦，忽然松了——不是松了，是断了。
我忽然想,那些年我在找的，到底是自由，还是一个可以跑出去的理由？
一个人,一辆车，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路——这大概就是“荒野大飚客”最迷人的地方，也是最绝望的地方，它会用一种最浪漫的方式告诉你，你是孤身一人的。
可这世上,最浪漫的事，从来都是最孤独的，那些荒野上的骑手们都知道，他们都清楚——引擎轰鸣的时候，是一种快乐；引擎熄火之后，是另一种。
那之后,我还在骑，只是不再那么急了，慢下来的时候，才发现这条路上，除了风、尘土和地平线，还有别的，比如路边加油站里递给我一杯热咖啡的老人，他的手指粗糙，笑起来满脸都是褶子；比如那个在落基山脚下开着一家破旧小旅馆的女主人，她的房子里种满了金盏花，收留每一个疲倦的过路人，比如那些和我一样的骑士，在某个无名路口相遇，彼此点头，不必交谈，然后各自继续各自的旅程。
我曾经以为,跑得越远就越自由，现在才发现，真正的自由，不是跑得远，而是无论跑到多远，都有理由停下来。
只是我依然没有停下,在每一个微风拂面的黄昏，还是会拧动手腕，让引擎咆哮，向地平线冲去。
那些路还在,我一直骑，骑到车的轮子磨平，骑到身子骨散了架，骑到这条路把我吞进它的尽头。
只要还能跑,我就不算输。
后来有年轻人问我,跑那么远，值得吗？我笑了笑，没回答，这些事没法用值不值得来衡量，就像你问一朵沙漠里的矮草，长在那种地方，值不值得？草不会回答你，它只是活着。
对我而言,这辆摩托车，这些路，这些风沙和烈日，这些孤独和自由——它们就是全部。
我想,那些在荒野上燃烧过的人，大概都会明白的。
Patti Smith在《Just Kids》里写过一个句子，我一直记着：“在这辆车上穿，像风一样自由。”那是她写一辆摩托车的，可我觉得，她写的不是摩托车，是那种人——那种生来就不该被拴在某处的人，那种宁可死在路上，也不愿死在床上的人。
所以我说,这世上最美的风景，不是用眼睛看的，是用车轮碾过的。
每个骑手心里都有一片荒野,我们不是去征服它的，我们是去成为它的一部分。
荒野大飚客,永远在路上，直到汽油燃尽的那一天，直到引擎熄火的那一刻。
而在那之前——
油门,拧到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