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是个孤儿，七岁那年被村里的老书记梁启发从山洪里救出来，老书记把他领回家，给他取了名字——梁政，政者，正也。“做人要正直，办事要公正。”老书记总是这样念叨，梁政记住这句话,也记住了老书记的恩情。
十五岁那年春天，老书记病倒了，村里穷，请不起城里的医生，只能用些土方子，弥留之际，老书记指了指窗外：“政儿，看着点界碑。”那一刻，界碑的意义在梁政心里变得不一样了——它不是石头，是界线,是根。
老书记走后，集体生产成了过去式，村里分田到户那天，争议最大的就是界碑附近的那片坡地，坡地上的泥巴石子不值钱，但连着风水，谁都想要，几家人吵得脸红脖子粗，村长没了办法,找梁政出头。
梁政往界碑前一站：“老书记说得好，做人要正直，办事要公正，这块界碑是老祖宗立的，咱们不能忘了规矩。”
他这么一说，其他人反倒不好再争了，最后按人头均分，每户都得了一份，从那以后，梁政在村里的威望就立住了，什么事儿拿不定主意，大家第一个念头就是“问问梁政”。
一年又一年，界碑被风雨侵蚀，字迹渐渐模糊，梁政每隔几个月就会去擦一擦，用清水，用软布，像对待一件传家宝，村里人笑他：“梁叔，那石头能值几个钱？”他不答话,照擦不误。
三十二岁那年，梁政结婚了，媳妇是邻村的，头回上门，看见他蹲在村头擦石碑，差点掉头就走，后来知道了原委，反倒觉得这人重情义,值得托付。
日子就在擦碑的岁月里慢悠悠地过去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村子，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，村里一天比一天冷清，梁政的两个儿子也去了南方，只在过年时回来，梁政种着几亩薄田，养着两头牛,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
有一回，村里想把界碑挖了，梁政听说后，一个人坐在界碑前守了三天三夜。“这碑不能动，”他说，“不能让人忘了根在哪儿。”村里人知道他的犟脾气,只好作罢。
后来，老支书找梁政谈话，说他要是愿意，可以当村委会的会计，干几年就能拿点补助，家里日子也能好过些，梁政摇了摇头：“我有手有脚，饿不死。”老支书急了：“你守着块破碑能当饭吃？”梁政还是那四个字：“做人要正直。”
一天晚上，村长梁发来找他。“梁叔，”梁发愁眉苦脸地说，“村里的事是越来越难办了，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嫌地不值钱，想回来却又不知道干啥，村里一个企业也没有，眼看着就快成了空心村。”
梁政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咱们村的地种的都是好东西，种出来的菜、粮食、水果，在城里能卖出好价钱，关键是要有人干。”
他说干就干，第二天，梁政带着几个留在家里的村民，扛着锄头走进田里，他们把草除干净，把地整好，种上蔬菜和水果，村里人家虽然不多，但家家都有余力，凑一块儿干,倒也有模有样。
第一季收成下来，梁政让儿子在网上卖，几毛钱一斤的菜，在网上卖出了三倍的好价钱，这个消息在村里传开后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开始动心,陆陆续续回来了一些。
梁政的孙子已经能在界碑前站直了，祖孙俩常在这里碰面，梁政指着界碑上的“福安”二字，一字一句地告诉孙子：“这叫福安，福是福气，安是安宁，守着这块碑，就有福气。”
去年秋天，镇政府来村里搞乡村振兴规划，专家们拿着图纸看了又看，最后在界碑旁边停了下来，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专家摸了摸石碑上的刻字，感叹道：“刻得真深啊，有两百年了吧？这是咱们研究这片区域历史的重要物证。”
原来，这块界碑刻于乾隆年间，是当时“添丁粮”政策的产物，碑文记载了当年当地村民联名上书朝廷，请求减免赋税的历史，专家说，像这种保存完好的乾隆年间界碑,在省内已经非常罕见了。
消息传开，村里炸开了锅，有人要组织捐款保护界碑，有人要在旁边建一个纪念亭,还有报社记者专程来采访梁政。
梁政种了一辈子的地，擦了一辈子的碑，如今终于有了另一重含义，他守护的，不止是一块石头，石头里住着历史，住着文化，住着一个人对承诺的坚守,住着一个村子的根。
今年清明，梁政又去擦碑，擦着擦着，他忽然听到头顶传来一声鹰啸，抬头，一只老鹰正盘旋在蓝天白云之上，梁政笑了,笑得像个孩子。
那界碑上的字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,像是石碑本身在回应他的目光。
风起了，吹乱了梁政花白的头发，他听见山那边传来雷声，那是春天的第一声雷，今年的雨会很多，界碑周围的草会长得特别好，他想着，过些日子还得再来一趟,再擦一擦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