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城市西郊一条静谧的林荫道尽头,灰白色的建筑群安静伫立着，大门上方，“第五医院”四个字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风雨，字迹依然清晰，墙外是繁华喧嚣的都市，墙内却自成一个世界——这里有新生，有告别，有最极致的喜悦，也有最沉重的悲伤。
每天清晨六点,住院部楼下的花坛旁，总能看到几个穿着病号服的老人打太极，老张头搬个小马扎坐在一旁，手里捏着输液管，眯眼看阳光从梧桐叶缝隙里漏下来。“住了三回院了，就爱这儿安静。”他笑着说，“外头太吵，这儿能听见鸟叫。”
第五医院的夜晚,有着不同于白天的温度，急诊室的灯永远亮着，医护人员脚步匆匆，推车声、监护仪的滴滴声、家属压抑的哭声交织成深夜的乐章，而与此同时，产科病房里，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划破长空，父亲颤抖着手剪断脐带，母亲汗水涔涔的脸上绽放出疲惫而满足的笑容。
一个世界,两种极端。
危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上,蹲着一个中年男人，他的妻子三天前被送进ICU，医生说情况不太乐观，他守着那扇紧闭的金属门，偶尔透过门缝往里张望，看见的只有模糊的蓝色帘子和闪烁的仪器灯光，护士出来时轻声说：“您再等等，她今天睁眼看了你一眼。”男人眼圈红了，低头用袖子蹭了蹭脸。
其实第五医院更像一面镜子,把人生的真相照得清清楚楚，那些看似坚固的东西——钱、地位、面子——在这里变得脆弱不堪，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，被查出晚期癌症时，第一句话是：“我还能陪孩子过个生日吗？”一个曾因儿子不肯结婚而整日操心的老母亲，躺在病床上念叨的却是：“只要他平安，不结婚也挺好。”
欲望被压缩到最小，愿望变得极其简单。
“能自己下床走几步”——这是术后的梦想。
“明天化验单能正常”——这是深夜祈祷的内容。
“再陪我过个年”——这是彼此眼中深藏的恳求。
医院不止有泪水,康复科的走廊里，病人们扶着扶手一步步挪动，每一次成功迈出一步，都会引来周围人的掌声，一位因车祸截瘫的年轻女孩，被家人推着去复健时，总爱从包里掏出小镜子补口红。“给我化淡一点，”她对帮她擦汗的妈妈说，“等我能站起来，就去找那个男朋友，告诉他我没事。”
第五医院里住着一类特殊的人群——保洁阿姨，她们推着拖把穿行在每个角落，见证了太多悲欢，工龄最长的李阿姨说，她还记得二十年前那个雨夜，一个男孩被送来时浑身是血，所有人都以为没救了，但医生硬是从死神手里把他抢了回来，十五年后的同一天，那个男孩带着未婚妻来医院做婚前体检。“他见了我，还认出来了，叫了声阿姨好。”李阿姨讲到这里，浑浊的眼睛里闪着光。
医院里最动人的，往往不是医学奇迹，而是这些细碎的、真实的、带着体温的瞬间。 是护士帮昏迷病人剪指甲时，不小心剪得太短，家属说“没关系”时的包容；是深夜值班医生在走廊里吃泡面，被家属看见后悄悄送来的热茶；是那些出院时，康复者回头郑重地向医护方向鞠的那一躬。
第七天清晨,我跟着查房医生走在住院部走廊上，阳光透过大玻璃窗洒进来，把窗帘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查房到重症病人小宋的病房，她刚做了大手术，身上插满了管子，人还迷糊着，她的父亲坐在角落的板凳上，熬了三天三夜，眼睛红肿不消，医生轻声说：“今天指标好一些了，继续观察。”老头儿点点头，嘴唇抖了抖，到底没说出话来。
查房结束时,我们路过一间空病房，窗台上摆着一束新鲜康乃馨，没有卡片，护士说，那是上一个病人的家属留下的，病人已经转去普通病房，他们没来得及带走，就留在了这里。
我想，那束花不是忘带走的，而是故意留下的。 就像第五医院从来不只是治病的场所，它更像一座桥，横亘在人间与天堂之间，人们从桥的这头走来，有的人跨过去，回到人间继续生活；有的人走到桥那头，去了另一个世界；更多的人，还在桥上跌跌撞撞地走，身边的人伸着手，一步都不敢放开。
再次走出第五医院大门时,迎面的晚风把医院里的消毒水味吹散了，回头望去，三层楼上的窗户亮着几点暖黄色的灯，像极了夜航船上的灯塔。
车水马龙的城市街景铺展在眼前,人潮涌动，红绿灯闪烁。每个从这里走出去的人，都带着不一样的故事。 而第五医院依然沉默地伫立在那里，等待下一批走进来的生命，继续用它七十年的岁月，忠实地记录着关于爱与希望的所有痕迹。
如果你也曾在某个深夜，望着医院亮灯的窗户，请相信，那灯光里住着无数不甘放弃的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