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柏林的葬礼,是在一个灰蒙蒙的下午举行的。

来的人不多,都是街坊邻居,大家围着冰棺转了一圈,叹了口气,说了几句“是个好人”,便散了,我站在角落里,看着他那张被化妆师涂得过分红润的脸,想起的却是他生前那些不起眼的、琐碎的日常。
陈柏林住在我们小区已经快二十年了,他这人没什么特别的,就是普通——普通的身高,普通的长相,普通的工作,普通的收入,他像极了街角那棵梧桐树,春去秋来,就那样安静地站在那里,不声不响。
我对他最初的印象,是在我刚搬来的那年夏天,楼道里的灯坏了,我摸黑爬了三天楼梯,满肚子怨气,第四天晚上回家,灯居然亮了,我以为是物业终于干活了,后来才听说是陈柏林自己买的灯泡换上的,那天晚上下了雨,我看见他蹲在楼道口,正用手把排水沟里的落叶一片一片掏出来,雨水打湿了他的后背,他只是时不时抬头看看楼上亮起的灯,露出一个我那时尚未理解的笑容。
陈柏林有个习惯,每天早晨六点出门,晚上九点回来,雷打不动,邻居们私下里议论他,说他“死脑筋”“不会生活”,传他“一辈子没结婚”“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”,也有人好奇,他一个单身汉,干嘛要住那么大的两居室?有次喝酒,有人当面问他,他只说“留着有用”,就再也不肯多说半句,在大家眼里,他就是个怪人。
他脾气也确实执拗,小区里有人收纸板,别人都是捆好就丢垃圾桶旁边,偏偏他非要把纸板压得整整齐齐,再用塑料绳捆好,整整齐齐码在垃圾桶一米以外的地方。“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?”有人笑他,他头也不抬:“人家收纸板的不容易,整齐点好卖,这洋码头的钱,要让人家挣得舒坦。”我那时不懂,只当是他倔。
后来,一件小事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,那是个冬天的深夜,我在小区的长椅上喝酒,心里堵得慌,那阵子工作不顺,感情也一团糟,觉得活着没意思,陈柏林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,默默地在我身边坐下,我以为他要说教,但他没有,他只是从兜里掏出一包花生米,放在我们中间,足足有十分钟,我们就那样坐着,谁也不说话。
最后还是他先开口:“这花生米,第三颗最香。”
我愣了一下,没听懂。
他又说:“你看这路灯,亮了一整夜,也没人在意它,可要是它哪天不亮了,大家就知道了。”
说完,他起身走了,背影和来时一样,悄无声息,那个背影,一点也不伟岸,甚至有点驼,我坐在那里想了很久,一直到天快亮才回家,想通什么呢?好像也没想通,但心里就是没那么堵了,后来我才明白,那天他可能根本不是在开导我,他只是自己也睡不着,看到有人更难过,就陪着坐一会儿。
这样的日子过了很久,久到我几乎忘了陈柏林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对劲的,他不像以前那样按时出门了,有时候一天都看不见他的身影,邻居们在楼下聊天,偶尔说起他,语气淡淡的:“估计是老了。”
直到居委会主任在群里发了一条公告,大家才终于知道:陈柏林走了,胰腺癌,发现就是晚期,公告的最后,附了一行字:陈柏林同志,遗嘱将其名下房产变卖,所得款项全部捐出,用于改善老旧小区公共设施。
消息一出,群里炸了,有人说他傻,有人说他高尚,更多的是一阵长久的沉默,那段时间,小区的路灯整夜亮着,可我已经分不清,那到底是物业的例行公事,还是谁特意交代过什么。
陈柏林这一生,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,他只是一步一步地走着,一步一步地爱着,他爱得那样笨拙,那样小心翼翼,像个生怕吵醒别人的孩子,他修好了别人的灯泡,却点亮了自己的路;他掏出了落叶的沟渠,却疏通了自己的人生。
我们总以为,活着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演出,要光芒万丈,要万人瞩目,直到看见陈柏林,才明白,有些人把自己活成了一棵草,没有花香,没有树高,可当风来时,他能顶住一寸土;雨来时,他能护住一方泥。
他的一生,像一条静静的河流,不喧嚣,不奔腾,只是默默地流淌,你甚至感觉不到他的存在,可当你渴了,低头一看,水就在那里。
陈柏林这个人,一辈子都在做一件很酷的事: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,好好地活着,好好地爱着。
葬礼结束后,我路过他曾经住过的那栋楼,楼下的冬青树已经长出新的枝叶了,油亮油亮的,我想起他生前常说的一句话:“树要活,得自己把根扎深。”
是啊,根扎深了,风就吹不倒你了。
陈柏林,我猜你在那边,一定还带着那包花生米吧,记得替我吃一颗,第三颗最香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