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柏林的葬礼,是在一个灰蒙蒙的下午举行的。
来的人不多,都是街坊邻居，大家围着冰棺转了一圈，叹了口气，说了几句“是个好人”，便散了，我站在角落里，看着他那张被化妆师涂得过分红润的脸，想起的却是他生前那些不起眼的、琐碎的日常。
陈柏林住在我们小区已经快二十年了,他这人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普通——普通的身高，普通的长相，普通的工作，普通的收入，他像极了街角那棵梧桐树，春去秋来，就那样安静地站在那里，不声不响。
我对他最初的印象,是在我刚搬来的那年夏天，楼道里的灯坏了，我摸黑爬了三天楼梯，满肚子怨气，第四天晚上回家，灯居然亮了，我以为是物业终于干活了，后来才听说是陈柏林自己买的灯泡换上的，那天晚上下了雨，我看见他蹲在楼道口，正用手把排水沟里的落叶一片一片掏出来，雨水打湿了他的后背，他只是时不时抬头看看楼上亮起的灯，露出一个我那时尚未理解的笑容。
陈柏林有个习惯,每天早晨六点出门，晚上九点回来，雷打不动，邻居们私下里议论他，说他“死脑筋”“不会生活”，传他“一辈子没结婚”“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”，也有人好奇，他一个单身汉，干嘛要住那么大的两居室？有次喝酒，有人当面问他，他只说“留着有用”，就再也不肯多说半句，在大家眼里，他就是个怪人。
他脾气也确实执拗,小区里有人收纸板，别人都是捆好就丢垃圾桶旁边，偏偏他非要把纸板压得整整齐齐，再用塑料绳捆好，整整齐齐码在垃圾桶一米以外的地方。“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”有人笑他，他头也不抬：“人家收纸板的不容易，整齐点好卖，这洋码头的钱，要让人家挣得舒坦。”我那时不懂，只当是他倔。
后来,一件小事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，那是个冬天的深夜，我在小区的长椅上喝酒，心里堵得慌，那阵子工作不顺，感情也一团糟，觉得活着没意思，陈柏林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，默默地在我身边坐下，我以为他要说教，但他没有，他只是从兜里掏出一包花生米，放在我们中间，足足有十分钟，我们就那样坐着，谁也不说话。
最后还是他先开口：“这花生米，第三颗最香。”
我愣了一下,没听懂。
他又说：“你看这路灯，亮了一整夜，也没人在意它，可要是它哪天不亮了，大家就知道了。”
说完,他起身走了，背影和来时一样，悄无声息，那个背影，一点也不伟岸，甚至有点驼，我坐在那里想了很久，一直到天快亮才回家，想通什么呢？好像也没想通，但心里就是没那么堵了，后来我才明白，那天他可能根本不是在开导我，他只是自己也睡不着，看到有人更难过，就陪着坐一会儿。
这样的日子过了很久,久到我几乎忘了陈柏林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对劲的，他不像以前那样按时出门了，有时候一天都看不见他的身影，邻居们在楼下聊天，偶尔说起他，语气淡淡的：“估计是老了。”
直到居委会主任在群里发了一条公告,大家才终于知道：陈柏林走了，胰腺癌，发现就是晚期，公告的最后，附了一行字：陈柏林同志，遗嘱将其名下房产变卖，所得款项全部捐出，用于改善老旧小区公共设施。
消息一出,群里炸了，有人说他傻，有人说他高尚，更多的是一阵长久的沉默，那段时间，小区的路灯整夜亮着，可我已经分不清，那到底是物业的例行公事，还是谁特意交代过什么。
陈柏林这一生,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他只是一步一步地走着，一步一步地爱着，他爱得那样笨拙，那样小心翼翼，像个生怕吵醒别人的孩子，他修好了别人的灯泡，却点亮了自己的路；他掏出了落叶的沟渠，却疏通了自己的人生。
我们总以为,活着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演出，要光芒万丈，要万人瞩目，直到看见陈柏林，才明白，有些人把自己活成了一棵草，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，可当风来时，他能顶住一寸土；雨来时，他能护住一方泥。
他的一生,像一条静静的河流，不喧嚣，不奔腾，只是默默地流淌，你甚至感觉不到他的存在，可当你渴了，低头一看，水就在那里。
陈柏林这个人,一辈子都在做一件很酷的事：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，好好地活着，好好地爱着。
葬礼结束后,我路过他曾经住过的那栋楼，楼下的冬青树已经长出新的枝叶了，油亮油亮的，我想起他生前常说的一句话：“树要活，得自己把根扎深。”
是啊,根扎深了，风就吹不倒你了。
陈柏林,我猜你在那边，一定还带着那包花生米吧，记得替我吃一颗，第三颗最香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