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，我的书包里永远藏着一把“枪”。
不是玩具枪，而是一支廉价的黑色圆珠笔，笔帽上被我刻满了“必胜”二字，每次数学考试前，我都会把它紧紧攥在手心,仿佛那是战场上最后的武器。
那是小学时代的最后一战——六年级全市统考。
我的班级里，所有的孩子都被分成了三六九等，坐在前三排的是“优等生”，他们戴着厚厚的眼镜，手里永远握着一支钢笔，中间四排是“良等生”，时刻准备着向前三排发起冲击，而后三排，是我们的地盘——被老师称为“落后分子”的领地。
而我，是后三排的“战地司令”。
我们的战斗不是旷野上的冲锋，而是试卷上的搏杀，每天早晨七点，当“优等生”们还在背诵课文时，后三排早已开始了“战前动员”——谁今天敢抄对一道应用题，谁就能从“司令”升级为“将军”。
这是我们的“逆战”,一场与命运的背道而驰之战。
教我数学的李老师，总是用一种看“残废”的眼神扫过后三排，她常说：“你们这些人，将来能读完初中就不错了。”每次她说这话时，我都会把自己的圆珠笔握得更紧，仿佛能听见它在向我呐喊：开火，开火,向偏见开火！
转机出现在一个雨夜。
那天放学后，我偷偷跑到学校旁边的旧书摊，摊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，总是戴着一顶破草帽，我花了五毛钱买了一本《趣味数学101题》，书中有一道鸡兔同笼问题的解法,比我记忆里的任何公式都简单。
我第一次发现,原来数学也可以不是敌人。
从那天起，我开始了真正的“逆战”——不是对抗老师，不是对抗规则,而是对抗那个以为自己天生数学差的自己。
我在课本的空白处画满了战斗笔记，每攻克一道题，我就在旁边画一个五角星，仿佛在军事地图上插上一面胜利的旗帜，遇到不会的题，我就去请教前两排的“优等生”，最初他们用防备的眼神看我,就像在看一个叛徒。
但慢慢地，他们发现我是认真的，那个总是睡在后三排的“司令”，居然开始问“这道题的追击问题怎么解”。
渐渐地，后三排的兄弟们开始注意到我的变化。“司令叛变了！”他们起哄说，可当我把那道鸡兔同笼的解法教给他们时,所有人都沉默了。
“我靠，这他妈简直是核武器啊！”后排的“军师”二牛抱住我的肩膀喊。
从那以后，后三排不再是“落后分子”的牢笼，而成了一个秘密作战室，每天放学后，我们聚在一起，用那本破旧的数学书当武器,一道题一道题地攻克。
我没有告诉他们的是，我的书包里还有一本更重要的书——李老师桌上那本《小学数学竞赛指南》，是我趁她午休时偷偷借来看的,当天晚上就一字不差地抄完了整本书。
统考那天，我坐在最后一排，试卷发下来的那一刻，我的手在颤抖，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兴奋，所有的题目，那些我曾经以为坚不可摧的“敌人”,都在我的圆珠笔下一一击破。
最后一题，是那道经典的“追击问题”——甲从A地出发，乙从B地出发，他们在C地相遇，我笑了,这就是我的战场。
成绩公布那天，李老师拿着一沓试卷走进教室，她的目光第一次越过了前三排,落在了后三排。
“张强，数学94分。”
整个教室安静了，前三排的“优等生”们转过头来看我,他们的眼镜片后面是难以置信的眼神。
而我,只是握紧了书包里的那支圆珠笔。
那是我小学时代最后一场战役的见证者。
多年以后，当我在中学教室里拿起另一支笔，我依然能想起那个雨夜，那本旧书摊上买来的数学书,和那句没有说出口的话：
“在所有人都放弃你的时候，记得给自己开一枪，不是为了结束，而是为了开始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