市立医院北区坐落在城北一条安静的老街上，与闹市只隔了两条马路，却像是另一个世界，这里没有商场的喧嚣，没有写字楼的匆忙，只有四季不变的药水味，和那些总在深夜亮着的、让人心安的白炽灯。
我第一次走进北区,是因为父亲突发心梗。
急救车的鸣笛声划破深夜，担架被推进急诊楼时，我注意到墙角一株腊梅正开着花，淡黄色的花瓣在冬夜里显得格外倔强，那是腊月中旬，北区的院子里难得有花香,却成了我此后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画面。
父亲被送进CCU（冠心病监护病房），家属只能在走廊尽头等待，那一夜，我靠在冰凉的塑料椅上，看着护士们小跑着穿梭——她们的脚步很轻，但每一步都踩在我悬着的心上，凌晨三点，一位姓陈的护士长端来一杯热水，轻轻放在我手边：“别急，医生正在处理，有情况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。”她说话时声音不大，却像那只温水杯一样,缓缓熨平了我发紧的喉咙。
CCU不允许家属长时间陪护，每天只有半小时探视时间，那半小时，我隔着玻璃窗看父亲，他插着管子，人很瘦，但眼神还算清明，他朝我比了个“OK”的手势，我知道他在安慰我，医生后来告诉我，那晚父亲其实很危险，幸亏送来及时,而北区心内科的介入手术团队恰好有人值班。
我在北区断断续续住了二十多天，渐渐熟悉了这里的节奏，每天早晨七点，住院部的走廊里准时响起推车轱辘的声音——那是送早餐的阿姨，她总在推车上绑一个小铃铛，叮叮当当的，像小时候上学路上的车铃声，八点钟，主任医师带队查房，一群白大褂鱼贯而入，病人们会提前整理好床铺，把病历本放在枕边，我注意到一位年轻的住院医师，每次查房都会俯下身，耐心听完老爷子们的絮叨,有时还要帮他们捡起掉在地上的老花镜。
北区有一栋老楼，据说是八十年代建的，墙上爬满了爬山虎，春夏时绿得发亮，心胸外科在二楼，走廊尽头有一扇窗户，能看到院子里一棵老梧桐，我陪护的邻床是个六十多岁的退休教师，姓周，做了搭桥手术，术后第三天，他拆了引流管，迫不及待地让儿子扶他到窗边，他说：“我就想看看这棵树，住了半个月了，天天想它。”我这才发现，那棵梧桐的枝丫上挂着一只旧鸟笼，是住院部一位老护工放的，里面没有鸟，只插了几根彩色的羽毛,风吹过时轻轻晃动。
老周的手术很成功，出院那天，他给科室送来一面锦旗，上面写着“仁心仁术”，送锦旗时他眼眶有些红，握住主刀医生的手久久不放，医生姓刘，四十出头，鬓角已有白发，他笑着说：“老周，回去记得按时吃药，三个月后再来复查。”老周答应着,转身时偷偷抹了把眼睛。
我父亲出院那天，是个初春的早晨，阳光透过北区门诊大厅的玻璃顶棚洒下来，暖融融的，办完手续，我去拿了药，经过急诊楼时，又看到那株腊梅，花已经谢了，枝头冒出嫩绿的小芽，我忽然想起，二十几天前，我正是从这个门冲进来，哭喊着“救救我爸爸”，而现在，父亲就站在我身边，虽然还要拄着拐杖,但已经能慢慢走路了。
离开时，我在医院门口的回廊下坐了一会儿，一个年轻妈妈抱着孩子匆匆跑进急诊，孩子的哭声尖锐；一位老奶奶坐在轮椅上，被护工推着去花园晒太阳，手里还攥着一串紫色的小花；对面住院楼的窗户里，有人正朝楼下挥手，大概是有人出院了，北区就像一座小小的城，每天都在上演聚散离合，但这里的每个人都带着一种默契的温柔——医生知道病人在怕什么，病人知道医生在忙什么，家属知道彼此的煎熬，这种相互体谅,是比任何药物都珍贵的安慰。
后来每次路过那条老街，我都会朝北区望一眼，墙上的爬山虎又绿了，急诊楼前的腊梅又开了，我不知道那些曾为我们奔忙的医生护士是否还在，但我知道，无论白天黑夜，只要那扇门开着，那盏灯亮着，这座北区,就永远是人世间最踏实的一个怀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