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六点,雾气还未散尽，谢志军已经推着他的老式磨刀车，在城中村的巷弄里拉出了第一声吆喝：“磨——剪子嘞——磨——菜刀——”
他的声音沙哑,尾音拖得很长，像是从另一个时代传来的回声。
这是谢志军在这个城中村磨刀的第二十六年,没有人能说清楚这个村庄在时间的长河里沉浮了多久，但他知道，自己大概是最后的磨刀人了。
一把刀，一个手艺，一个时代
谢志军今年五十九岁,安徽阜阳人，十六岁跟着师父学磨刀，那年月，一把刀能用三代人，磨刀是一个村庄的刚需。
“过去哪像现在，刀钝了就扔，买新的。”他一边磨刀一边说，手中推着磨石的节奏不紧不慢，仿佛这个城市的心跳也随他的动作一起跳动。
他的磨刀车是师父传给他的手艺：磨刀石要选河南出产的山石，软硬适中；打磨时刀背与磨石的夹角要精确；磨到刀锋，要轻轻一翻，用更细的磨石抛光，整个过程，像是在完成一个仪式。
“好刀是有生命的，”谢志军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睛里闪着光，“你善待它，它就善待你的手。”
这大概是他的手艺里,曾经最核心的价值。
拆迁前夜，最后的手艺
时代变了,城中村被纳入旧改项目，推土机的声音一天比一天近，电线杆上的告示写着：“请租户在月底前完成搬迁。”
居民们开始打包行李,清理旧物，老陈把他用了三十年的菜刀递给谢志军：“老谢，最后一次了，帮我磨利点。”
谢志军接过刀,愣了很久。
那不是一把普通的刀,刀背上有三十年来层层叠叠的刀痕，有些深得几乎穿透，那是老陈在这条巷子里开饭店三十年的印记，是他用这把刀切过青菜，剁过排骨，也砍过邻居送来的整只土鸡。
谢志军把刀放在磨石上,就像在操作一个高度精密的仪器，他磨得很慢，每一推一拉都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专注，老陈坐在旁边喝茶，两个人谁也不说话，只有刀与石相撞的沙沙声，在这个即将消失的城中村里，显得格外清晰。
“好了。”谢志军把刀擦亮递过去，刀刃寒光一闪，像一条刚刚苏醒的银鱼。
老陈接过刀,在磨刀石上立起一根头发，轻轻一碰，断了，他笑了，眼角泛起深纹：“老谢，你还是那个老谢。”
“你也是那个老陈。”谢志军也笑了。
那个傍晚,城中村的落日格外红，谢志军坐在他租住的小屋门口，看着来来往往的搬家车辆，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。
他突然想起师父说过的话：“手艺这东西，不是为了挣钱，是为了让人记住，我们曾经活得那么认真。”
一把刀，和它见证的生活
晚上九点,谢志军准备收工，一个女孩小跑过来，递过一把水果刀：“师傅，还能磨吗？这是奶奶留给我的，她走了，我想留着。”
谢志军接过刀看了看,刀身生锈，刀口卷刃，但刀柄上还刻着一朵梅花，他点点头：“能磨，明天下午来拿。”
女孩走后,他打着手电，比对着磨石的角度，先除锈，再用粗石推，最后用细石收，一朵梅花虽然斑驳，但他还是小心地避开了它。
他想,这些刀啊，见证的哪里只是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呢？它们见证了太多：老陈饭店从开张到倒闭，见证了一个女孩奶奶的一生，也见证了一个城中村从繁荣到消亡。
手艺人消失，也是城市文明的代价
第二天下午,女孩来取刀，刀刃寒亮，仿佛刚出火炉，她轻轻一推，水果皮顺畅地滑落。
“谢谢师傅。”她摸了摸刀柄上的梅花，眼眶突然红了。
“不客气，刀好了，好好用。”谢志军说。
黄昏时分,谢志军推着他的磨刀车，最后一次走出城中村，搬家公司的人正在装车，几个邻居在道别，老陈走过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老谢，以后刀钝了怎么办？”
“找新磨刀人。”谢志军笑着回答，但他知道，这个城市里，大概不会有新磨刀人了。
这个时代的城市扩张有多猛,手艺人消失得就有多快，这是城市文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。
谢志军相信,他磨过的每一把刀，都会继续“活着”，在某个人家的厨房里，在某次切菜的时光里，在某个团圆饭的桌上。
就像他教过的两个徒弟,虽然都转行了，但在周末切菜时，依然会用他教的方法，为家人做一顿可口的饭菜。
这种一脉相承,早已超越了手艺本身的价值。
磨刀声消失，也是一种文化的遗憾
推土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,谢志军的身影消失在巷弄的尽头。
“磨——剪子嘞——磨——菜刀——”他的吆喝声，也成了这座城中村最后的声音。
更让人遗憾的是,这个社会鲜有人会去记录这些手艺人的消逝，他们就像这座城市的记忆，连同那些老物件和旧习俗，一起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被人遗忘。
而那些被磨亮的菜刀,依然会在某个厨房里，泛着温暖的光，那光是谢志军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别，也是他对手艺最后的坚持。
刀在,手艺就没有彻底消亡，这是最后一代手艺人谢志军，留给这个时代的礼物——哪怕没有徒弟继承，哪怕这个时代不再需要磨刀人，但他曾经磨过的一把把刀，他和刀结下的缘，早已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精神中。
就像他常说的：“刀钝了，可以磨；人心钝了，就不好办了。”
在这个越来越快、越来越讲究效率的时代，像谢志军这样认真生活的手艺人，或许就是浮躁社会最好的试金石，而他们留下的那些无声的味道，就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眷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