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头一回听他说起时,正蹲在菜园里看他给丝瓜搭架，那年我七岁，夏天的蝉鸣像一把碎金子撒在头顶，外公停下手中的活，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：“你看这丝瓜，它能长出这么长的藤，就是靠钻地风在底下推着它，风从地底下往上钻，吹开土层，给根须让路。”
我从没见过地底下的风,但我信了。
那些年,外公总是天不亮就起来，我睡得迷迷糊糊，听见他掀开被子的悉索声，踩在木板地上的脚步声，然后是门轴转动的声音——轻而缓，怕吵醒屋里的人，等我醒来时，他已经从地里回来，裤脚上沾着露水，手里攥着几把绿油油的野菜，或者兜着一围裙刚摘的豆角，他的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泥，那是土地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。
有一年大旱,连井水都浅了三分，地里的玉米苗蔫头耷脑，叶子卷成细筒，仿佛想把自己缩回土里去，村里人都急，有人挑水去浇，可太阳一晒，水汽就蒸发了，外公却不慌不忙，他每天清晨去地里，不浇水，只蹲在地头看。
那天黄昏,我跟着他去玉米地，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投在干裂的土地上，他蹲下身，用手扒开一块土，露出里面湿润的土层，他的手指粗短，骨节突出，指甲被泥土染成了深褐色，他捏起一撮土，放在掌心，绕着圈子嗅了嗅：“钻地风还在，只要它没断，根就还能往深处扎。”
我不懂什么叫“风还在”，但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有一种笃定的光，那是见过太多生死收成之后才会有的笃定。
后来我去了城里读书、工作，楼房越来越高，马路越来越宽，离土地也越来越远，我睡在二十层的公寓里，听不到鸡鸣，闻不到泥土的气息，更不知道地底下还有风在钻，生活像一张网，密不透风地罩下来——加班、房租、报表、会议上永远讲不完的方案，我常常在深夜醒来，盯着天花板，觉得自己像一棵种在花盆里的植物，根须蜷曲着，无处可去。
有一年,我回老家，外公已经老得走不动路了，他坐在屋檐下的藤椅上，膝盖上搭着一条旧毯子，他的眼睛有些浑浊，但看到我时，依然亮了一下。
那天下午,他让我扶他到菜园去，菜园已经荒了大半，只有几畦青菜还在，是老邻居帮忙种的，外公拄着拐杖，颤颤巍巍地走了几步，突然停下来，让我把耳朵贴在地面上。
“你听。”
我蹲下身,侧耳贴地，除了远处公路上传来的汽车声，什么也没听见。
“用心听，不是用耳朵，”外公说，“用你小时候听蝉鸣的那种心。”
我又听了很久,这一次，我仿佛听见了什么——一种极细微的震动，从地底深处传来，像是大地在呼吸，又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努力地、缓慢地往上顶，那种震动穿过泥土、砖瓦、水泥，贴着我的脸颊，一直传到心里。
“这就是钻地风吗？”我问。
外公点点头：“它还在，只要它还在，根就还有地方扎。”
村子在变,年轻人出去打工，老年人守着空房，有的地荒了，有的地被推土机推平了，说要建工厂，但外公说，地底下的风不会停，它钻啊钻的，哪天上面松动了，它就会把种子拱出来。
我回到城里,把这句话写在一张便签上，贴在书桌前，每当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，我就看一眼，我不能像外公那样，每天去地里感受钻地风的存在，我只能用另一种方式去相信——相信在那些坚硬的水泥路下面、在喧闹的市声中、在冰冷的规则和制度底下，仍然有一种力量在钻动。
去年,外公过世了，他被埋在了他劳作了一辈子的地里，葬礼那天，村里人都来了，外公躺在木棺里，穿着他生前最好的衣服，可他的指甲缝里依然嵌着洗不掉的泥土。
入土的时候,我突然想到了钻地风，我想，外公会不会也变成一缕风，钻到更深的泥土里去？他会钻开一条路，让根须可以扎得更深，让更多的种子可以破土而出。
今年春天,我回了趟老家，菜园已经完全荒了，只有一株不知名的野花，从杂草丛中探出头来，我忽然想蹲下来，把耳朵贴在这片承载了一切的土地上。
我想告诉外公,我在这里，我们都还在这里，我们把根扎进了一个看不见的世界，哪怕上面的世界再坚硬，下面总有一阵风在钻着、钻着——
它终究会钻出一条路来。
而我,会一直伏着身子，聆听，直到听见那细细地、远远地、从地底深处传来的声音，像心跳，像萌芽，像春天的第一声惊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