陪母亲从诊室出来时,我头一次认真端详医院里的那片小花园。
花园不大，就在住院楼和门诊楼之间，四四方方的，像被两座大楼挤出来的喘息空间，花园正中有棵老槐树，树冠撑开，在水泥地面上投下一小片阴凉，树底下稀稀拉拉坐着几个人，有的穿着病号服，有的拎着药袋，还有的坐轮椅，脸上都带着同一种表情——不是悲伤，也不是恐惧,而是一种与世无争的平静。
我后来把这片小花园叫作“癌症地”。
这么说似乎有点残忍，可事实如此，住进肿瘤科的病人，活动范围其实非常有限，他们不能去商场，因为免疫力低，怕感染；不能去远的地方，因为体力不支；甚至连回家的次数都越来越少，他们的世界在慢慢缩小，从整座城市缩到一条街道，从一条街道缩到医院,最后缩进那片方方正正的花园。
花园就是他们和世界之间最后的一点联系。
母亲第一次去小花园，是在化疗后的第四天，那会儿她刚吐完，脸色蜡黄，整个人像被抽干了水分的老树皮，护工推着她下楼晒太阳，轮椅碾过走廊的地砖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到花园门口时，她忽然说：“停一下。”
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，花园里有个中年男人在打太极拳，动作很慢，慢得像在推一堵看不见的墙，他的光头在阳光下反着光，单薄的身体裹在宽大的病号服里，风一吹，衣服晃荡晃荡的,像是挂在衣架上。
“他也是化疗的。”母亲说。
我点点头,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那之后，母亲每天都要去小花园，化疗副作用轻的时候，她自己慢慢走过去；重的时候，就坐着轮椅，她跟花园里的人渐渐熟了起来——打太极拳的光头男人，姓陈，胃癌，一期；坐在长椅上看书的老太太，姓周，乳腺癌，三期；总在树底下喂蚂蚁的小男孩，六岁,白血病。
他们之间有一种奇怪的默契，不问“你第几期了”，不问“医生怎么说”，不问那些让人难堪的问题，他们只聊花开了几朵，今天风大不大，晚上想喝什么粥，好像大家不是来治病的,而是来参加一个漫长的夏令营。
有一次,我听见母亲跟周阿姨聊天。
“我昨天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棵树，”母亲说，“根扎在泥土里，风吹过来的时候，叶子哗啦啦地响，醒了以后，我就想，变成树挺好的，站着就站着，不动就好。”
周阿姨笑了：“我也想变成树，变成医院门口那棵银杏，秋天的时候一身金黄，好看。”
她们就那样坐在那里，讨论着变成一棵什么样的树比较好，阳光透过树冠洒下来，斑斑驳驳地落在她们身上,像是一件镶着金边的旧衣裳。
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，“癌症地”不是一个可怕的地方。
这里的每个角落，都有人在努力活着，那个打太极拳的陈先生，每天都会把一套拳打完整，哪怕打到一半吐了，擦擦嘴继续打；那个喂蚂蚁的小男孩，会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，一看就是一下午，他说蚂蚁是他的朋友；还有那个总在轮椅上抽烟的老头，医生不让他抽，他就躲到花园角落里偷偷抽,被护士抓到就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讪笑。
他们都没打算放弃。
两个月后，母亲做完了最后一个疗程的化疗,准备出院。
走之前，她去跟花园里的朋友们告别，陈先生的太极拳已经能打得很快了，他说下周就要出院，回去上班，周阿姨的头发长出来一小截，白花花的，她笑着说：“这下省了染发钱。”小男孩也在收拾东西，他的指标已经正常了,妈妈在病房里给他收拾玩具。
母亲在花园里坐了很久，看着老槐树的叶子，那天风很大，树叶哗哗地响,像在唱歌。
我想起她说的那个梦——变成一棵树，树不会跑，也不会躲，风来了就迎风，雨来了就接雨，天晴了就晒太阳，癌症病人也是这样，他们无法选择癌症来不来,但他们可以选择怎么面对。
走的时候,母亲回头看了一眼小花园。
“真舍不得。”她说。
我说：“我们就住在这附近，想回来的时候，随时都能回来。”
母亲摇摇头：“我不是舍不得这个地方，我是舍不得这些人。”
我懂，在这个小小的花园里，他们都是一起面对风暴的人，出了这扇门，风暴还在,可一起面对风暴的人不在了。
后来我偶尔还会路过那家医院，远远地看一眼那个小花园，老槐树还在，树底下的椅子也还在，只是坐着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，长椅可能被很多人坐过，树荫可能被很多人停靠过,风可能吹拂过很多张安静的脸。
“癌症地”这个称呼，是我想象的，但我愿意相信，在所有肿瘤科住院楼旁边，都有这样一个小花园，它用自己的方式，收留那些被世界暂时隔离的人，给他们一点阳光，一点风,一点活着的感觉。
而活着，就是那片方寸之地上,最盛大的事情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