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笑了,还是什么也留不住。
远处传来搬家工人催促的喊声，宋维慢慢站起来，膝盖骨发出一声脆响，他回头看了最后一眼，六层红砖楼，早年刷的外墙已斑驳成灰白，二单元三楼左手那扇窗，纱窗破了一个洞，漏着三十二年没换过的淡蓝色窗帘，那里装着1965年夏天的蝉鸣，1982年冬天的炉火，1999年春天碎在地上的搪瓷缸子，装在两个纸箱和一只旅行袋里,没有能装下更多了。
车子发动时，他摇下车窗，想记住楼前那棵老槐树的样子，但老槐树太老了，没有样子，只有一团沉默的黑影,像一团凝固的雾。
宋维闭上眼，时间的针脚忽然松开,一路退回1982年。
那年他三十七岁，刚调到市文化馆不久，一心一意想给这座城的旧民谣“打捞”出来，他背着一台笨重的磁带录音机走了十几个县，往山沟、渔村、老城墙根跑，乡民们看他戴眼镜、穿洗白的蓝布衫，以为是上面来查户口的，躲得远远的，他便蹲在村口石阶上，抽他们递来的劣质纸烟，对着一树一树泡桐花咳嗽，烟熏得眼泪直流，村里老人觉得这人有点傻,慢慢肯跟他说上几句。
“后生，你会唱什么？”一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太婆问他。
“我不会唱，您会，您唱，我记。”
老太婆笑了，露出仅剩的两颗门牙,开口唱起来：
“正月里来是新春，家家户户挂红灯，别人丈夫团圆坐，我家丈夫要出门……”
声音干涩，像风干的丝瓜瓤擦过石臼，但每个字都落得稳稳当当，像是从骨头里长出来的，宋维的手指微微发抖，他不敢动,怕一动就把这声音震碎了。
后来，他在这座山里录下了四十多首民谣，整理成厚厚一沓纸，朋友说，老宋，你是给死人写墓志铭呢，宋维想了想，没反驳,只是把纸页又誊抄了一遍。
有些东西总得有人记得，就算记得的人慢慢都走了,纸还在。
1984年秋天，他带妻子和刚上小学的儿子去了趟北京，那是他头一回出远门，火车硬座，儿子趴在他膝盖上睡着了，妻子的头靠在车窗玻璃上，映着过道昏黄的灯光，像个浅淡的梦，在天安门前，妻子说，老宋，咱们照张相吧，他掏出借来的海鸥相机，对准焦，让妻子和儿子站在金水桥边，阳光正好，妻子的头发被风吹起来，她眯着眼笑，眼角浅浅的纹路里全是欢喜，宋维按下快门，听见咔嚓一声,觉得这一生值了。
后来妻子走了，1992年，一场病，拖了三个月，她瘦成一把骨头，握着他的手说，老宋，你好好活着，他点头，眼泪掉在她手背上，烫得像烙铁，他没说出口的话是，你走了,我一个人怎么好好活？
但他还是活了，一个人，带着儿子，活着，儿子考上大学去了广州，毕业后留在那边，成家立业，每年春节回来住两天，吃一顿饭，又匆匆走了，宋维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，听见自己脚步声来来回回地响，他养成了整理旧物的习惯，抽屉里每一张发黄的纸片、每一个生锈的回形针，他都留着，他怕一扔,那些日子就真的找不回来了。
车停在新住处楼下时，已是黄昏，搬家工人扛着箱子上楼，宋维独自站在楼下抽烟，他戒烟已经很久了，今天破例，烟雾被风扯散,像许多没说出口的话。
新住处很亮堂，比老房子采光好得多，但亮得让人心里空落落的，像一张没人坐的椅子，宋维打开最小的那个纸箱，里面装着他用了几十年的钢笔、一本发黄的笔记本，还有那台旧海鸥相机，他拿起相机，对着窗外看了一眼，取景框里，天边有一片薄薄的云，形状像一只摊开的手掌,正缓缓松开。
他没按下快门。
有些东西，不需要留在照片里了，它们留在骨头上，跟着走,直到骨头化成灰。
夜里，宋维做了个梦，梦里他还在那间老屋里，窗外是老槐树，屋里摆着旧书和磁带录音机，妻子坐在藤椅上织毛衣，不说话，只是笑，儿子趴在地板上翻小人书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他想走过去，腿却迈不动，只能站在门口，看着他们，他张了张嘴，想喊他们的名字,但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。
醒来时，月亮正从窗纱的破洞漏进来，洒在枕头上，薄薄一层,像霜。
他忽然想起老太太唱的那支民谣,后半段是：
“三月里来是清明，家家户户上祖坟，别人坟头飘白纸，我家坟头草青青。”
他等了几十年，想听听后来怎么样了，可老太太只学会这些个，再往下,没有了。
也好，没有结尾的故事，就像是永远也不会结束的日子，只要他还在，这个城市就还留着一点宋维的压痕，而这压痕，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,自有一个人的重量。
窗外，这座城的灯火一一点亮，他静静看着,直到天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