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座医院的老楼,是民国十七年建的，青砖墙面爬满了常青藤，每逢春末，那些巴掌大的叶子便油亮亮地晃人眼，楼前的院子中央，立着一棵老杏树，比屋檐还高出许多，花开的时节，满树的白，风一过，花瓣就纷纷扬扬地落在住院部门口的台阶上，清洁工不忍扫，总说让它们多铺几天，像雪，又比雪香。
每天清晨五点,护士推着药车，轱辘在走廊的磨石地上发出闷响，走廊尽头是配药间，灯亮着，泛着青白的光，我躺在病床上，透过半掩的门，能看见林护士的背影，她个子不高，白帽下露一截细瘦的脖颈，插管时手稳得像雕塑家，她总是先搓热自己的手，再握你的手腕，说：“凉，咱们缓缓。”
林护士在杏林医院干了十二年,她说她见过这棵树最老的春天，那年虫灾，满树叶子都被啃光了，枝干光秃秃地戳在雨里，院长请了农科所的人来，后来树活了，但有一根枝条始终枯着，像一个人伸出的手，定格在半空中，她指着那根枯枝对我说：“你看，它没有死透，每年春天，顶上还会冒两片新叶来。”
我的手术排在周四,前一夜下了暴雨，雷声滚过老楼的瓦顶，窗户玻璃被震得嗡嗡响，后半夜雨停了，月光从云缝里漏下来，照在墙角的输液架上，那金属杆反着银白的光，像一株安静的植物，我睡不着，披了外套走到窗边，楼下的杏树正托着满枝的残花，雨珠垂在花瓣尖上，一颗一颗，坠着，不落，我想起林护士说的那根枯枝，忽然觉得，它或许不是死去的部分，而是这棵树在漫长的生长中，特意为自己留的一根触须。
第二天手术很顺利,我在麻醉苏醒室里睁开眼，模糊的视线里有一片白茫茫的光，像是杏花落在雪上，后来护士把我推回病房，林护士正倚在走廊的窗边，手里拿着一叠记录单，她看见我，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春天快过去了。”
出院那天,杏花已经谢尽，枝上长出密密的嫩叶，在阳光里，那些叶子是半透明的，叶脉清晰得像刚刚描上去的线，我在树下站了一会儿，看见一只不知名的鸟落在枯枝的顶端，又飞走了，门口的老传达探出头来：“姑娘，回头来看花开啊。”
我点点头,没有说好，也没有说不好，坐上车的时候，回望那幢青砖老楼，看见自己住过的那扇窗半开着，风正掀起白色的窗帘，一鼓一鼓的，像树在呼吸。
后来我再没有去过杏林医院,但每年春天，看到路旁的杏花，总会想起那棵老树，想起深夜走廊里药车的轱辘声，想起林护士搓热手掌的动作，有时我甚至想，那根枯枝上，今年是不是又冒出了两片新叶。
又下雨了,楼下的杏树在雨里静默着，我盯着看了一会儿，觉得这个春天好像还没走远，杏林医院，杏林医院，念起来的时候，舌间总有一点涩涩的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