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还没亮透，胶林里浮着一层薄薄的蓝雾，父亲说，割胶要赶在太阳出来之前，等晨光一照，胶乳就凝固了，再也流不出来，于是我们摸黑出门，胶刀在腰间叮当作响,像一串醒来的风铃。
胶树一排排站着，沉默得像守夜人，父亲在一棵老树前蹲下，用手电筒照亮树干上那道螺旋状的旧痕——那是一条条早已干涸的河道，记录着过去无数个凌晨的收获，他的刀沿着旧痕的边缘轻轻划下，不是砍，是割，像理发师贴着头皮修剪一般精准，树皮被划开一层，乳白色的胶水便从伤口里渗出，先是细细的一线，随即汇成一滴，挂在那儿微微颤动,仿佛树也在呼吸。
我提着胶桶跟在后面，桶底渐渐响起雨点般的声音，那声音从单薄变得细密，从稀疏变得连绵，像是大地在清晨里细语，父亲不说话，我也不说话，整个胶林只有刀锋擦过树皮的沙沙声，和胶乳滴落桶底的答答声,交织成一支无声的晨曲。
有一回我问父亲，疼吗？他愣了愣，用粗糙的手抚过树皮上的伤疤说，树习惯了，我们也习惯了，后来我才明白，割胶从来不是索取，而是一场温柔的交易——你从树身上取走一点白，树从你身上取走整个黎明，天边泛起鱼肚白的时候，父亲收好胶刀，摘下挂在胶碗边的叶子，把最后一滴胶水也小心地刮进桶里，他说，那是树的眼泪,不能浪费。
多年以后，我在城市里闻到那股熟悉的橡胶味，忽然想起那个黎明，父亲弯腰的背影，桶里晃动的乳白，还有树上那一道道整齐的刀痕，都像被时间凝固的胶乳，再也无法化开，我终于懂得，割胶人割的从来不只是胶，而是每一个天亮之前,把日子一寸一寸割开的耐心。
如今胶林还在，树还在，只是父亲不再割胶了，他常说，那些树老了，刀口太深，再也流不出什么了，可我知道，有些伤口一旦划下，就永远湿润着——像他手心里的某个黎明,像胶林深处那抹永远不散的雾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