城市在霓虹里膨胀,时间被切成秒针跳动的碎片，可总有些角落，固执地保留着另一种时间，谭宁的钟表铺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。
铺子开在老街转角,门脸窄得只容一人侧身，门口悬着一块木牌，字迹被风雨磨得发白：“谭宁修表”，推开玻璃门，叮当一声脆响，像敲碎了一滴凝固的时光，四面墙上挂满了钟，座钟、挂钟、怀表、腕表，有的走着，有的停着，指针指向各自的时刻，空气里弥漫着机油、铜锈和细碎灰尘混合的气味，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樟木香。
谭宁总坐在那张深褐色工作台后,戴着一只单眼放大镜，镊子尖捻起一颗比芝麻还小的齿轮，他今年六十多岁，头发花白，手指却稳得出奇，没人知道他从哪里学的手艺，只知道这条街上的老住户，都找他修表，有人问他，修了这么多年表，最难的活儿是什么？他抬起头，眼睛里映着窗外流动的光，沉默半晌，说：“最难修的，是人心里的时间。”
有一年春天,一个穿风衣的年轻女人走进铺子，手里攥着一只碎了的怀表，表壳裂了，玻璃渣嵌进表盘，指针卡在三点十七分，她说这是母亲的遗物，摔碎那天，母亲正要去赶一趟火车，她没赶上，后来再也没有出过远门，女人声音很轻：“能修好吗？”谭宁把怀表举到灯下，转了转表冠，齿轮发出细微的沙沙声，他说：“表能修，但时间修不回来。”女人愣了愣，眼眶泛红，谭宁低下头，用镊子小心地挑出玻璃渣：“我可以让它重新走，但它记住的还是三点十七分，除非你愿意调快。”
女人走时,怀表修好了，表盘换了新玻璃，指针重新走动，但她没有调时间，她说：“就这样吧，让它停在那个下午，也挺好。”谭宁没作声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铺子最里面,有一面墙只挂着一只老座钟，钟摆永远在晃，却从来不指向任何准点，有顾客好奇，问这钟是不是坏了，谭宁笑笑：“它没坏，它走的是另一套时间。”那钟是他年轻时自己做的，机芯里嵌着一段无法邮寄的往事，他从不给任何人上发条，只在每天打烊后，用绒布轻轻擦拭钟面，月光从窗棂漏进来，照见钟盘上那行小刻字：“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
后来,老街要改造，商铺纷纷搬走，有人劝谭宁把铺子盘出去，换个热闹地界，他摇摇头，说：“钟挪了地方，就会走不准。”改造前夜，那个穿风衣的女人又来了一趟，带来一只崭新的腕表，她说：“谭师傅，我要出国了，这只表送您，留着看时间。”谭宁接过表，仔细看了看，又还给她：“表我收了，但时间不用看，它在我心里走呢。”女人笑了，把那块新表轻轻放在工作台上，转身走进暮色里。
第二天,推土机开进老街，谭宁站在铺子门口，手里拿着那把开过千万只表盖的小钥匙，他最后拧紧了墙上每一只钟的发条，让它们同时走起来，叮当、滴答、沙沙，数百个声音汇成一片，像一场安静的交响，然后他关上门，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，整条街的钟声，在他身后齐齐敲响。
没有人知道谭宁去了哪里,有人说他搬去了南方的海边，每天听潮声修表；有人说他收了个徒弟，在另一个城市开了间一模一样的铺子；也有人说，他就坐在那堆钟表中间，慢慢变成了时间的一部分，只有那面墙上始终走不准的座钟，被人从废墟里捡出来，钟面上，指纹已经被岁月磨得光滑，那行小刻字依然清晰：“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
后来,老街变成商业步行街，亮晶晶的橱窗里摆着各种名牌手表，很少有人再需要修表了，但偶尔，深夜走过那里，会听见风里传来细碎的滴答声，老人们说，那是谭宁的钟还在走。
只是谁也不知道,那些钟表走的，是哪个时刻，也许是三点十七分，也许是某个从未到达的明天，而谭宁，成了那个让时间得以安放的人——在每一只修好的表里，在每一段被耐心擦拭的往事中，他悄悄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