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上的人，大抵都有名字，名字是父母给的，是户口本上印着的，是朋友唤着、同事叫着的，有了名字，仿佛就有了来处，有了着落，像一棵树有了根系，风来雨去，总还有个名目立在那里，可总有一些人，是没有名字的，他们不是没有称呼——拾荒的老头，扫街的大婶，看门的保安——但那些称呼像旧衣服上的补丁，勉强遮着破洞，却露着线头，问起他们叫什么，他们往往怔一怔，然后摆摆手，憨憨地笑：“叫什么都行，没要紧的。”
那是在城郊的垃圾处理站，夏天，太阳毒辣辣地晒着，空气里翻涌着腐烂的甜腥，他蹲在一堆废铁皮中间，戴着一双露指头的棉纱手套，正在拆一台旧冰箱，汗珠子顺着他的额头往下淌，在脸上冲出几道黑印子，我走近了，他抬起头，眼神浑浊而温驯,像一头老牛。
“师傅，贵姓？”我问。
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摇摇头：“姓什么？早忘了，我从小是个弃儿，福利院里的纸贴子上只写了个‘男’，后来谁也没给我起过正经名字，院里的人叫我‘小五’，因为我是第五个被丢在门口的，后来长大，出来干活，叫‘小五’没人应，工头就喊我‘老五’，再后来，人家干脆喊‘喂’。”
他说着，笑了笑，像是讲别人的故事，他把冰箱里的压缩机撬下来，扔进旁边锈迹斑斑的铁桶里,发出沉闷的一声响。
“那您怎么称呼自己呢？”我又问。
他停下来，想了想，说：“我叫自己‘没有’。”
“‘没有’？”
“是啊，人家问我叫什么，我就说‘没有’——没有名字的‘没有’。”他嘿嘿地笑了，“听着像个笑话，可我觉得挺实在，我这个人，本来就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家，没有老婆孩子，没有正经工作，你要是再给我安个名字，那不是骗人吗？叫‘没有’，至少诚实。”
我一时语塞，他倒不在意，又低下头去拆另一台洗衣机，阳光照在他背上，那件蓝色的确良衬衫已经洗得发白，领口磨损得起了毛，他一边拧螺丝,一边絮絮叨叨地说：
“其实没有名字也好，没名字，就不怕被人记住；不被人记住，就不怕被人忘记，你看那些有名字的，张三李四王五，哪个不是活着活着就成了墓碑上的两行字？我倒好，死了往火葬场一送，骨灰盒上都不用贴标签——反正没人来认领。”
他说这番话时，语气是平淡的，甚至是轻松的，可我听着，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钝钝地硌了一下，他说得对啊，名字是一种牵绊，有了名字，就有了牵挂你的人，有了你欠下的债，有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，而一个没有名字的人，就像一片飘在半空的灰，落下来，无声无息，风一吹,就散了。
后来我离开垃圾站，在路边的小店买了一瓶水，店主是个胖胖的中年妇女，正冲里面嚷：“小杰！来搬货！”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应声跑出来，浑身汗淋淋的，嘴里应着：“妈，来了！”那孩子脸上带着笑,影子在地上拉得长长的。
我又想起老五——不，那个“没有”的人，他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被人喊一声，然后应一句“来了”？也许有过，也许没有，他像一株野草，在城市的缝隙里长出来，没有名字，却实实在在地活着，啃着最硬的面包，喝最凉的水，把那些被丢弃的钢铁一块块地拆解、分类、卖钱。
傍晚的时候，我路过一条老街，街角有个修鞋摊，摊主是个瘦小的老汉，戴着老花镜，正低头给一只皮鞋钉掌，我忽然心血来潮，走过去问：“大爷，您贵姓？”
他抬起头，用满是老茧的手推了推眼镜：“免贵，姓王。”
“您有名字吗？”
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笑道：“有啊，王建国，爹给取的，指望我建设国家呢，结果建设也没建设成，就在这儿修鞋了。”他说着,自己先哈哈笑了起来。
我点点头，心里却莫名地松了口气，原来大多数人还是有名字的，有名字，哪怕只是个普通的“王建国”，也像一盏昏黄的灯，在漫长的黑夜里,亮着它微薄而笃定的光。
可我又想起那个“没有”的人，他此刻在哪里呢？大概还在垃圾堆旁，或者已经收工，蜷缩在某个桥洞下的被窝里，他没有名字，没有灯，也许连黑夜都算不上——因为黑夜尚且有名字,而他没有。
第二天，我又去了垃圾处理站，远远地，我看见那个蓝色的身影还在，他正蹲在地上，用钳子夹一颗铜螺丝，我走过去，喊了一声：“喂——”
他抬起头，看见是我，咧嘴笑了：“是你啊，有事？”
“没别的事。”我说，“就是想问问你，今天中午吃了吗？”
他怔了怔，然后站起来，拍拍手上的灰：“吃了，一个馒头，一根大葱。”
“那……”我顿了顿，“要不要一起去喝碗热汤？我请客。”
他犹豫了一下，又笑了，那笑容在脏兮兮的脸上，竟显得格外明亮：“好啊，不过你得等我一会儿——我得先把这堆铜线捆好。”
我站在一旁，看着他弯腰忙碌，阳光照在他没有名字的背上，影子在地上黑黑的一片，我想，他没有名字，但他有影子，影子跟着他走，从白天到黑夜，从这条街到那条街,从不问他的名字。
也许,这就够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