葛宁的沉默,是有重量的，那不是空洞的缺席，而是一种饱满的、近乎实体的存在，像夏日午后凝滞的空气，沉沉地压在小院的每一个角落，他总坐在那把磨得发亮的竹椅上，背微微佝着，目光虚虚地投向院墙外某片看不见的远空，他的静，让偶尔的蝉鸣都显得突兀，让穿过叶隙的光斑都像小心翼翼的闯入者，人们都说，葛宁心里装着一条河，一条别人看不见的河，他这一生，便是在那河边，独自垂钓着无人能懂的时光。
这条河,第一次涨潮，或许是在他十六岁的那个黄昏，人们后来只能从他偶尔梦呓般的只言片语里拼凑：码头上汽笛闷响，江水被霞光与机油染成驳杂的紫色，行李卷粗糙地硌着肩胛骨，他回头望了一眼雾气缭绕的山城，那里有他戛然而止的学业和一段来不及说再见的年少，他转身，把自己像一粒沙砾般投入时代的洪流，南下，北上，西进；荒野、戈壁、陌生的方言与更陌生的斗争，河岸的风景呼啸而过，时而湍急如瀑，时而沉滞如沼，他学会了在油灯下写永远寄不出的长信，学会了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保持灵魂里一小块地方的绝对寂静，也学会了将所有的惊涛骇浪，最终都消化成脸上一条深刻的皱纹，或是指间一缕青烟的沉默。
后来,风浪似乎平歇了，他回到这座小城，有了固定的工作，娶了温顺的妻子，生下儿女，生活像一条终于汇入平缓下游的河道，按部就班，波澜不惊，他按时上下班，在工会的棋局里一坐就是半天，晚饭时听妻子唠叨，儿女吵闹，一切都那么正常，正常得近乎完美，可只有葛宁自己知道，他心里的那条河，从未真正驯服，它在平静的日常之下暗涌，在夜深人静时拍打他记忆的堤岸，那些荒野的星辰、戈壁的风、还有码头黄昏里那一声悠长的汽笛，会在某个毫无预兆的瞬间——看到孙子水彩笔下歪斜的轮船时——猛然袭来，让他怔忡良久，他把这些汹涌都锁进了书房那个掉漆的桃木匣里，钥匙不知丢在了哪一段河床，他更沉默了，他的沉默，成了那条内在河流唯一的、深沉的河口。
退休之后,葛宁的时间忽然漫漶开来，像河水漫过了旧有的河床，他有了大把的时光坐在他的“河口”——那把竹椅上，他开始做一些在旁人看来毫无意义的事：用半天时间观察蚂蚁如何搬运一片蝉翼；反复擦拭一些早已不用、也毫无价值的旧物；在旧书页的空白处，用蝇头小楷抄写《庄子》或《奥德赛》里关于河流与漂泊的段落，儿女们带着现代生活的喧嚣来看他，谈论股票、学区房和海外见闻，葛宁听着，眼神温和，偶尔点头，却像隔着一层厚重的水，他们带来的精美糕点，往往原封不动；他们想接他去“享福”的提议，也总是被他用“这里清静”轻轻挡回，孙辈们则觉得太公有趣，因为他会讲星辰的传说、远方的故事，却从不提自己的过往，他的故事里，主人公永远是“有一个人”，仿佛那惊心动魄的漂泊、那沉浮其间的悲欢，都与一个叫“葛宁”的人无关，他把自己，彻底隐没在了那条河流的叙事里。
葛宁是在一个秋日的午后走的,那时阳光很好，金子一般铺满小院，他照例坐在竹椅上，手里握着一卷旧书，头微微侧向一边，像是看见了河对岸久候的故人，终于等到了那艘安静的渡船，神情舒展，甚至有一丝难以察觉的、抵达后的释然。
整理遗物时,儿女们终于打开了那个神秘的桃木匣，里面没有存款单，没有地契，没有任何他们预期中能衡量“价值”的东西，只有厚厚一沓泛黄的纸页，是他一生的“水文记录”，有少年时抄录的莱蒙托夫诗句，字迹飞扬：“它寻求什么，在遥远的异地？/它抛下什么，在可爱的故乡？”；有在西北时用铅笔画的简易地图，标注着无名山口与水源；有几片压得平整的、来自天南海北的树叶；还有一页纸上，反复写满了同一个日期，那是他离开山城码头的那一天，匣子最底层，是一把生锈的钥匙，压着一张薄纸，上面是他晚年工整的笔迹：
“我这一生，顺流而下，逆流而上，皆非本愿，终在自家院中，觅得一片静止的深潭，所有流水至此，回声寂寂，勿寻我，我已汇入最初的那片雾中。”
他们这才恍然,父亲（祖父）并非一片沉寂的荒漠，他是一条完整的、丰沛的河流，只是他的源头、他的流域、他携带的所有泥沙与故事，都选择在抵达入海口之前，转向了地下的潜流，那潜流无声无息，却滋养着他独自一人穿越的岁月，并最终，将他安然送回了生命出发时的那片苍茫雾霭。
小院依旧安静,竹椅空了，但阳光落上去，依然温润，风穿过时，仿佛带来遥远河床的水汽与回响，葛宁的河流，终于完成了它最私密、最浩瀚的旅程，在无人目睹的寂静中，与更大的苍茫，融为一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