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传武，这个名字在我脑海里的初次出现,是三年前在长途车站的那个黄昏。
那是个雨后的傍晚，空气里混杂着水汽和尾气的味道，我误了最后一班车，滞留在那个灰扑扑的小站，售票窗口已经关闭，候车室里只有几个和我一样无处可去的人，天色一点点暗下来,心里的焦躁像潮水般上涨。
就在这时候,我看见了他。
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制服，手里端着保温杯，慢悠悠地从值班室走出来，五十岁上下的年纪，微胖，头发略秃，脸上带着那种常年与陌生人打交道的人特有的和善，他看了看墙上的钟，又看了看我们几个“滞留客”，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用保温杯的盖子指了指角落里的长椅：“那边可以坐，明天早班车六点半。”
就这么一句话,却莫名让人心安。
后来我再去那个车站，总能看见朱传武，他在那里二十多年了，从年轻时的售票员干到现在，车站翻新了三次，他制服上的肩章换了好几种样式，但他总在那儿,像车站里最不起眼却又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我曾问过他，在这个小站待这么多年会不会觉得烦闷，他笑着摇头：“来来往往什么人都有，有赶着回家过年的，有外出打工的，有送孩子上大学的，也有送走亲人的......你看多了，就觉得有意思了。”
他说这话时，正好有一对老夫妻拎着大包小包进来，他快步迎上去，帮着接过行李：“老哥，去哪儿啊？——北京？儿子那？来来，我帮你搬。”
后来我才知道，车站旁那个小卖部是他妻子的，她在那儿卖了十五年东西，他就在旁边车站上了十五年班，每天中午，她会端着一饭盒的饭菜过来，两个人就着值班室的桌子吃饭，有时不说话，有时聊几句家常，那场景朴素得让人心酸,却又温暖得让人羡慕。
他有个儿子，在省城工作，儿子从小就懂事，知道父母不容易，考上了大学，毕业后留在了城市，每次说起儿子，他的眼睛里总有种特别的光，他会掏出手机，翻出儿子的照片给我们看：“这是我儿子，在省城上班呢，搞IT的。”
去年，我最后一次去那个车站，车站已经升级改造，电子显示屏代替了人工播音，自助售票机取代了人工窗口，朱传武还在那里，却显得和周围的一切有些格格不入,他要退休了。
“下个月就走了。”他说这话时,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。
离开那天，我去送他，他站在车站门口，看了很久，他看了那个他站了上万次的值班室，看了那排他从年轻时就擦拭的长椅，看了那些来来往往、行色匆匆的旅客，最后他看向对面——他妻子的小卖部还在那里,只是他的身影不会准时出现在下班的人群中了。
“二十年，”他突然开口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对我说，“二十年，我看着这个车站从早到晚，看着人们从这里出发，又从这里回来，有些人走了就不会再回来，有些人隔几年又能看见，车站教会我的就是，人生啊，就是不断地告别，但也总有重逢。”
那个黄昏，他转过身，朝着夕阳的方向慢慢地走了，我站在车站的台阶上看着他走远——不是走向哪个远方,只是走向他每天都要回家的那条路。
我最后看到的，是一个普通的背影，在一个普通的小城,普通地走向他的普通生活。
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个背影,我一看见就忘不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