村里人都信老毕摩的话，果然，达吉六岁就敢一个人赶着羊群翻过三座山梁，十岁就能背着一篓子草药走二十里山路去镇上卖，可她最让人记住的，是那双眼睛——黑亮黑亮的，像两汪深潭,又像夜里最亮的星子。
达吉十二岁那年，县里来了个支教的汉族老师，老师姓林，戴眼镜，说话细声细气的，第一堂课，林老师让大家用汉语写自己的名字，达吉写得歪歪扭扭的，林老师却举着她的本子说：“达吉这两个字写得最有力量。”
放学后，林老师把达吉叫到办公室，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旧得发黄的《新华字典》。“达吉，你想不想去山外面上学？”达吉低下头，她看见自己破了洞的鞋子和露出的脚趾头，林老师说：“我去跟你阿爸说说。”
阿爸最终同意了，不是因为林老师的话，而是因为他听说山外的中学不收学费还管饭，达吉走的那天，奶奶往她怀里塞了两个刚烤好的荞麦粑粑，摸着她的头说：“达吉，你是只鹰，不能老待在山窝里。”
山外的世界让达吉眼花缭乱，同学们穿得花花绿绿，用她没见过的笔写字，说一口她听不太懂的普通话，达吉不说话，只是拼命地学，白天学，晚上点着蜡烛学，凌晨蹲在路灯底下学,她的成绩从倒数第一蹿到了正数第一。
班主任姓王，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，头发花白，声音洪亮，她特别喜欢达吉，总说这孩子身上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儿，高二那年冬天，王老师把达吉叫到办公室，拿出一张表格说：“教育部有个少数民族学生保送名额，我想推荐你去。”
达吉填了表，却在“特长”那栏犹豫了，她有什么特长呢？她会唱山歌，会采草药，会认山里的每一种鸟，可这些在表格上好像都不算特长，最后她写上：会五十六种彝语山歌。
后来达吉真的去了北京，读的是师范大学，通知书到的那天，整个村子都沸腾了，奶奶杀了一只羊，老毕摩做了法事，阿爸喝得酩酊大醉，嘴里反复说着：“达吉考上大学了，达吉考上大学了……”
在北京的日子并不轻松，达吉学会了坐地铁，学会了用电脑，学会了穿高跟鞋，但她始终没有学会的是，如何忘记山里的那些孩子，每次放假回家，她都会看见村里越来越多辍学的孩子，有的放羊，有的去广东打工,有的十四五岁就定了亲。
大三那年暑假，达吉没有回家，她写了一封信给阿爸，说自己要留在这里打暑期工，攒钱给村里建一所学校，阿爸托人回了信，信上只有一句话：“达吉，你是瓦吉木的鹰，别忘了回家。”
大学毕业那年，达吉放弃了留在北京的机会，同学们都不理解，说她傻，达吉笑笑，没说话，她收拾行李的时候，把那本旧得发黄的《新华字典》放进了背包，那是林老师送给她的，扉页上写着：“达吉，去更远的地方，飞得更高。”
回到瓦吉木的第一天，达吉就去找了村长，她说想办一所学校，教孩子们认字，教他们说普通话，教他们走出大山，村长吸着旱烟，半天没说话：“达吉，村里没钱，娃们放羊都忙不过来，谁跟你念书？”
达吉说：“先建起来，总会有人来的。”
学校是在村小学的旧址上建起来的，说是学校，其实就是三间漏雨的瓦房，达吉自己动手修补屋顶，在墙上刷上黑板，从镇上背回来一背篓粉笔和课本，开学那天，只来了七个孩子，全是女孩子，最小的五岁,最大的十二岁。
达吉教他们写字，教他们唱歌，教他们背唐诗，她最喜欢教的是那首叫《达吉》的歌：
“达吉，你要去哪里？ 我要去山那一边 问问那里的花 开得可还鲜艳”
孩子们唱得歪歪扭扭的,但达吉听得眼眶发热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来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多，达吉自己编教材，把彝语和汉语对照着写，她带着孩子们上山采草药，教他们认植物的名字；下河捞鱼，教他们数数儿，孩子们高兴，家长们也开始觉得,这个达吉老师不赖。
可事情哪有那么顺当，第二年秋天，乡里来了个干部，说达吉的学校没有办学资质，要关停，达吉急了，骑了四个小时的摩托车到县里，找到教育局，局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皱着眉头看达吉的材料：“你这个学校条件太差，而且你只有本科文凭，按规定是不能办学的。”
达吉说：“那您让这些孩子去哪儿上学？最近的乡小学要走三十里山路，大人出去打工了，老的小的走不动，他们就不配念书吗？”
局长没说话，最后他抬眼看着达吉，看见她晒得黝黑的脸，看见她额头上的汗，看见她眼睛里那股倔强的光，他叹了口气：“你先回去，我们研究研究。”
不知道是达吉的话打动了他，还是这所学校存在本身就是个问题，学校留下了，但条件是，达吉必须参加教师编制考试，有了编制才算正式教师,学校才能合法存在。
达吉白天教书，晚上点着蜡烛学习，她把高考那会儿的劲头都拿出来了，啃完了五本教育学教材，做了三千道练习题，第二年春天，她考上了,成了瓦吉木村第一位正式在编教师。
消息传开，陆陆续续有邻村的孩子也来上学，学校从三个年级变成了六个年级，从七个学生变成了一百多个，达吉一个人教不过来，就又在村里找了两个高中毕业的姑娘帮忙，她们都没编制,达吉就把自己的工资分给她们一半。
那几年，达吉最怕的是开学，因为开学就意味着交学费，而很多孩子交不起，达吉自己的工资一分不剩，全贴进了学校，阿爸骂她傻，说你现在都二十七了，该找婆家了，整天管这些闲事，达吉不吭声,第二天照常去学校。
转机出现在第三年，县里搞脱贫攻坚，达吉的学校被列为重点帮扶对象，新来的县委书记是个三十出头的汉族女人，姓杨，戴着眼镜，说话利索，她来学校考察那天，看见孩子们坐在漏雨的教室里，看着达吉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,眼圈红了。
杨书记问达吉：“你为什么要回来？”
达吉说：“因为我是从这儿飞出去的鸟。”
杨书记点了点头，回去后批了五十万的专项资金，半年后，瓦吉木村有了第一所像样的小学——两栋三层高的教学楼，一个塑胶操场,六个班的多媒体教室。
那天，达吉站在操场上，看着孩子们在崭新的乒乓球台前欢快地跑来跑去，她忽然想起十二年前，林老师问她“想不想去山外面上学”时的情景，那时候也是秋天，教室外面有大片大片的荞麦花，粉的白的,开得漫山遍野。
后来有人问达吉：“苦了这么多年，后悔吗？”
达吉笑了，露出被山风吹得有些裂的嘴唇：“后悔什么？我原本就是一只从山上飞下来的鸟，能飞回去，把更多的鸟带出山去，就是我这辈子的福气。”
说着，她清了清嗓子,又开始唱起那支歌：
“达吉，你要去哪里？ 我要去山那一边 问问那里的花 开得可还鲜艳”
歌声飘啊飘的，飘过操场，飘过教学楼，飘过远处连绵的群山，最后消失在瓦吉木村上空,蓝得发亮的天幕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