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爷爷的名字，就叫赵戈，据族谱记载，我们这个家族世代居住在中原腹地的一个小村庄，祖祖辈辈都是铁匠，到了太爷爷这一辈，手艺已经传了十几代，清末民初，兵荒马乱，太爷爷的铁匠铺子却一直开着，因为他打的不是寻常的农具,而是戈。
那是怎样的一种坚守啊，当洋枪洋炮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涌入中国，当乡勇们纷纷扔掉长矛短刀，换上快枪时，太爷爷依然固执地抡着铁锤，在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中，为远近的村庄锻造着一柄又一柄青铜戈，村里人都笑他迂腐，说这东西打出来也没人使了，太爷爷总是沉默不语,只是把戈磨得更加锋利。
有一年，一群溃兵路过村子，抢走了不少东西，太爷爷把新打的几柄戈分给村里的年轻人，说：“拿着，防身。”有人苦笑：“这玩意儿能顶什么用？”太爷爷说：“顶不顶用是一回事，有没有是另一回事。”
后来我才明白，太爷爷守护的，不只是一门手艺，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腾，戈，这种商周时期便已存在的兵器，它不只是一件武器，更是华夏文明的活化石，那句“化干戈为玉帛”，早已道出了戈的象征意义——它既是战争与暴力的代名词，也是和平与希望的转折点，太爷爷打了一辈子戈，或许他明白，真正需要守护的，不是戈这一物,而是其中蕴含的坚韧与不屈。
解放后，太爷爷的铁匠铺子关了，那些戈，一部分被收进了博物馆，一部分埋在村后的黄土里，太爷爷老了，却依然忘不了他的戈，他常常拄着拐杖，在院子里来回踱步，嘴里念叨着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，我问他念的是什么，他说：“《诗经》里有句诗——‘修我戈矛，与子同仇’，当年祖宗们听到这歌，就知道该上阵杀敌了。”
1998年，太爷爷去世了，享年九十七岁，临终前，他把我叫到床前，从枕头下摸出一枚小小的青铜戈，递给我说：“这是爷爷打的最后一柄戈，你留着，咱们是赵戈的后人。”
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原来太爷爷这辈子，打的不只是戈，打的是一种信念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无数像他一样的普通匠人，用双手传承着中华文明的火种，即使时代变迁，即使技艺不再有用，他们依然固执地守护着，因为在他们心里，守住这份传承,就是守住了民族的根。
展厅里静悄悄的，只有我一个人的脚步声回响，我走到戈前，隔着玻璃，仿佛看到了太爷爷在火光中打铁的身影，原来，戈一直在这里，从来没有离开过，从太爷爷的熔炉里，到博物馆的展柜里,再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。
走出博物馆时，外面已是万家灯火，我握紧口袋里那枚小小的青铜戈——太爷爷留给我的最后一件作品，赵戈已经走了，但赵戈一直都在，每当夜深人静时，我仿佛还能听到那叮叮当当的敲打声，那是太爷爷在打戈，那是文明在回响，而我，要做这声音的传人,让它在新时代里继续歌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