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下午,阳光透过梧桐叶洒在巷口，斑驳陆离，我正蹲在台阶上系鞋带，听见身后有人喊：“李建新——”声音拖得老长，像夏天知了的尾巴，一个中年男人从对面小卖部里探出头来，应了一声，又缩了回去，我忽然笑了，这样的场景太熟悉，仿佛每个巷口都有一个叫李建新的人，在某个下午被突然叫住，然后消失在日常生活中，像我记忆中的那个人一样。
李建新是我们院里最后一个敲钟的人,那时候，我们家住的还是老式的国营工厂家属院，一排排红砖瓦房整整齐齐，中间一条水泥路，两边种着叶片肥厚的泡桐，每天清晨六点半，李建新会准时出现在路尽头，手里拎着个小铜钟，沿着院里的主路，从东走到西，再从西走回来，每走几步就敲几下，铜钟不大，声音却很脆，穿过晨雾传得很远，像是要把整个工厂都叫醒，钟声过后大约半小时，工厂的汽笛会拉响，那声音更粗更钝，震得人胸腔发闷，可李建新的钟声却不同，它温和、有节奏，像在说：不急不急，慢慢来。
那时候,我们这些孩子都叫他“李懒许”，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，反正大家叫了一二十年，他长得瘦瘦的，头发总是乱蓬蓬的，嘴角永远挂着一丝笑，不深不浅，像是知道了什么秘密却不说破，夏天的时候，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，裤腿挽到膝盖，露出一截瘦长的小腿，脚上是一双塑料凉鞋，冬天的时候，他在工装外面套一件军大衣，棉絮从袖口里露出来，白花花的，不管什么季节，他手里总拎着那个铜钟，好像那是身体的一部分。
李建新没有成家,一个人在院里住了大半辈子，有人说他年轻时谈过一个对象，是厂里的纺织女工，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分了，也有人说他父母死得早，家里没什么亲戚，索性就不结婚了，这些话都是大人们私下议论的，传到我们耳朵里时已经添油加醋，变成一个缠绵离奇的故事，但李建新自己从不说这些，他只是每天敲钟、扫地、修水管、通下水道，偶尔在树荫下和人下一盘棋。
小时候,我们都觉得敲钟是件很没意思的事，我们想当的是厂长、工程师，再不济也是技术员，谁也不愿意去做一个“每天拎着钟走来走去”的人，工厂里其实早就装了广播，一到点就放音乐，但李建新还是坚持敲钟，风雨无阻，有人问他何必呢，他笑笑说：“习惯了，钟声比铁喇叭好听。”
后来工厂改制,机器不再轰隆隆地响了，家属院里的人也渐渐搬走，我们那栋楼最后只剩下了三户人家，一户是隔壁的王爷爷，一户是李建新，还有我们家，院子里泡桐的叶子落了又长，长了又落，水泥路也不像从前那么平整了，到处是坑坑洼洼，李建新老了，头发全白了，走路也没那么利索了，但他还是敲钟，只是不再走完整条路，只在楼前那棵最大的泡桐树下站一会儿，轻轻敲几下，然后慢慢走回去。
有一次,我放学回来看见他站在树下，钟挂在一根铁丝上，他拿一根小铁棍轻轻敲着，眼睛看着远处，不知道在看什么，我走过去问他：“李叔叔，你为什么要敲钟啊？也没人听了。”他转过头来，嘴角还是那丝不深不浅的笑：“敲给自己听啊，这钟从我二十八岁敲到五十八岁，三十年，它认识我了。”说完他又敲了一下，“咚”的一声，在空旷的院子里回荡，那树上的鸟“呼”地飞走了，我忽然觉得那钟声不怎么可笑，反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。
后来我们也搬走了,走的那天，李建新照例在敲钟，看见我们搬家的车，他走过来，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，我低头一看，是个小铜钟，和他的那个一模一样，只是小了许多，他说：“给你留个念想，以后听不到钟声了，就拿出来敲一敲。”我笑着接过来，心里却想，我怎么会去敲一个钟呢？可这些年来，我偶尔真的会把它拿出来，轻轻敲几下，“咚”的一声，不大，却像水波一样荡开去，荡到很远的地方。
五年前,我回了一趟老院子，泡桐还在，比从前更高了，只是院子已经荒得不成样子，杂草齐腰深，王爷爷也不在了，李建新也不在了，邻居说他是在一个秋天的晚上走的，走得很安详，就像他这个人一样，不声不响，大家都说他这辈子没干出什么大事，连个后代都没留下，我站在那棵泡桐树下，想起他敲钟时的背影，风吹过来，叶子哗啦啦地响，像极了历史穿过万事万物的回声，这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李建新的钟声，不是晨钟暮鼓，不是号角，只是一个人的脚步声，一下一下，把时间走成了铁，三十年的钟声，穿过了无数人的早晨，抵达了无数人的黄昏，被历史收进去，成为回响。
历史这东西,从来不是大张旗鼓的，它更像李建新的钟声，温和、有节奏，不急不缓地响着，穿过每一个清晨和黄昏，进入每一个人的耳朵，你以为它消失了，它却还在，在某个你意想不到的时刻，忽然响起，让你停下来，听一听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