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学古琴那年,已经六十三岁了。
她在一家老年大学的招生简章上看到“古琴入门”四个字，二话不说就报了名，我知道这个消息时，她已经上完了第一节课，兴冲冲地给我打电话：“老师说我手指条件不错，适合学琴。”
我嘴上应着，心里却不以为然，六十多岁的人，手指关节早已不如年轻时灵活,能弹出什么名堂来？
直到那个周末,我回老家看她。
客厅里多了一张琴桌，上面摆着一张深褐色的古琴，母亲坐在琴前，正在练习什么，我走近细看,发现她的右手食指和中指缠着胶布。
“这是怎么了？”
“练开指练的。”母亲抬起手，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“老师说，初学古琴，首先要开指，就像练武术要先扎马步，学钢琴要先练指法一样，要把手指的各个关节都活动开，才能弹出好听的音来。”
她说得很认真，我却听得有些心疼，那双手我是熟悉的——洗衣做饭、缝补衣裳，它们做了太多粗活，如今却要学着“勾、挑、抹、剔”,在琴弦上轻盈起舞。
母亲见我坐着看她，便又练了起来，她用的是最基础的“挑”法——右手食指从内向外拨弦，要求干脆利落，力度均匀，可她的食指总是有些僵硬，拨出的音不是太轻就是太重，偶尔还会碰到旁边的弦,发出刺耳的杂音。
“老师说要练够一万次。”母亲说着，又重复了一遍动作，这一次，她屏住呼吸，格外认真，手指缓缓勾起，又缓缓推出，琴弦发出“铮”的一声,清亮而圆润。
“这个好！”我忍不住夸了一句。
母亲笑了，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，像个得了小红花的孩子，她继续练了起来，一遍又一遍，不厌其烦，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,落在那双布满老茧却异常专注的手上。
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事情。
母亲有一双巧手，她会织毛衣，能织出各种复杂的花样；她会缝纫，能把旧衣服改成新样子；她会包粽子，包得像模像样，从不露馅，可她的手也粗糙，指节突出，掌心有厚厚的老茧，那些茧是我和弟弟的学费、是家里的柴米油盐、是每一个平凡日子里她替我们扛起的重量。
那时候，她的手从来没想过要“开指”——因为生活已经让它们足够坚硬。
而现在，她却在为了一根琴弦的振动,一遍遍地练习着最简单不过的动作。
“妈，你为什么要学古琴？”我终于问出了心里的疑惑。
母亲停下手中的动作，想了很久才说：“年轻的时候就想学，那时候看到电视里有人弹古琴，觉得特别好听，可家里条件不允许，后来有了你们，就更没时间了，现在退休了，你们也大了，我想，再不学就真的老了。”
她说得很平静，像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，可我却听出了不一样的东西——那里面有一个女人被搁置了几十年的梦想，有几近被磨灭的热爱,还有一个迟暮之人对生活的最后倔强。
“疼吗？”我指了指她缠着胶布的手指。
“疼。”母亲笑了，“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，手指头又酸又胀，晚上睡觉都伸不直，不过老师说，这叫‘开指关’，熬过去就好了，就像那些练钢琴的小孩，不是也要练到手指出血吗？”
她顿了顿，又说：“其实什么都一样，手生的时候，做什么都难，做多了，自然就开了。”
这句话像是一个隐喻,击中了我。
我想起自己刚进职场时的窘迫，想起第一次写报告时的紧张，想起每一个被现实打得措手不及的时刻，那不就是我的“开指”吗？笨拙、疼痛、无数次想要放弃，可熬过去之后,一切就豁然开朗了。
原来，人生本就是一场接一场的开指，每一段新的开始，都要经历一段笨拙和疼痛；每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,背后都有无数次重复的练习。
母亲还在练，这一次，她弹出了一段完整的旋律——《沧海一声笑》的前奏，琴声清脆，虽然还有些生涩,却已经有了一种说不出的韵味。
我静静地听着，看着那双缠着胶布的手在琴弦上游走，它们不再年轻了，关节粗大，皮肤松弛，可它们依然在努力地活动着，努力地完成一个新的动作,一段新的旋律。
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我的母亲很了不起，不是因为她学会了弹琴，而是她在六十多岁的时候，依然愿意重新“开指”，那些僵硬的手指不是她的阻碍,而是她与生活搏斗了半生的勋章。
“铮——”
最后一个音符落下，母亲抬起头，像个等待老师打分的小孩：“怎么样？”
我用力鼓掌：“好听！特别好听！”
她笑得更开心了，转过身,又开始练习下一个动作。
我没有告诉她，其实她刚才弹错了一个音，但我也没有告诉她，这样的错音，在我听来,比任何完美的演奏都要动听。
因为那是另一种声音——一个已经老了的人，依然在不紧不慢地,打开自己。
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，哪怕手指已经硬了，筋已经老了，但你仍然可以一点点地,把它们打开。
每个新动作都通向自由，每个简简单单的音符背后,都藏着一个不曾老去的魂灵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