郭东是这座城市里的守夜人。
他有一家店,叫“深夜食堂”，开在老城区的一条背街上，说是店，其实不过是一辆改装过的三轮车，搭了蓝白条纹的遮雨棚，三张小桌，几个矮凳，仅此而已，但就是这样一方小小的天地，每到深夜，却总有人提着故事来，就着一碗热汤，把白天的疲惫与心事，慢慢咽下去，又慢慢吐出来。
我第一次见到郭东,是在一个雨夜。
深秋的雨,又冷又密，像谁在天上撒着细针，我加班到凌晨一点，走出写字楼时，街上几乎没有人了，地铁早已停运，出租车也等不到，我漫无目的地走着，忽然闻到一股暖气——葱花、酱油和肉香混在一起，在潮湿的夜里，像一束柔软的光。
循着香味拐进小巷,就看见了那个蓝白条相间的雨棚，和一个围着灰围裙的胖乎乎的侧影。
“来碗面条？”他抬起头，声音温和，像刚从被窝里出来。
我点点头,在矮凳坐下，雨落在棚顶，嘭嘭嘭，像谁敲着鼓，他动作麻利，下面条、烫青菜、切卤蛋，不多时，一碗热气腾腾的葱油拌面端到我面前。
“先吃点热乎的，别急。”他说着，又给我倒了杯热水。
那碗面的味道,至今记得，面条筋道，葱油焦香，酱汁咸甜刚好，每一根面条都裹着油亮的香气，我埋头吃完，抬头时，看见他正擦着一个搪瓷缸——那种旧得掉漆的，上面印着“建设四化”的老式搪瓷缸。
“这是你父亲的吧？”我问。
他愣了一下,随即笑了，笑里有种说不出的意味。“嗯”了一声，眼神忽然飘远，像在回忆什么久远的事情。
后来去的次数多了,慢慢就知道了郭东的故事。
他从前是个老师,教了十五年语文，他的学生喜欢他，校领导却不喜欢他，因为他不愿写材料，不愿做形式，不愿把时间花在“看起来很重要的事情”上，五年前，他辞了职，推着这辆三轮车，从夜市最热闹的街角一路退到这条背街。
“为什么退到这里？”我问他。
“热闹的地方，顾客多，但故事少。”他说，“而我是个听故事的人。”
他确实是。
在这里出没的人,大都是这座城市黑夜里的影子，有凌晨才下班的工地工人，满身灰尘，点一碗最便宜的光面，就着大蒜吃；有总是混到半夜不回家的中年男人，沉默地喝酒，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；有看起来光鲜体面，却在深夜找到这里，一边吃炒饭一边流泪的年轻女孩；还有流浪歌手，把琴靠在桌角，用一顿饭钱换几首歌。
郭东从不打听,他只管煮面、炒菜、倒水，偶尔递一张纸巾，偶尔多煎一个荷包蛋，但就是这样，他竟成了很多人的“深夜信箱”，那些白天里说不出口的话，到了深夜，到了他的小摊前，就自然而然地说出来了。
有个男孩,连续来了一个月，每次只点一碗白粥，喝一口就发呆，发很久的呆。
郭东大概在第十天就看出了端倪,他端了一碟酱菜过去，坐下，给自己盛了碗粥，慢慢说：“粥要慢慢熬，才香，很多事啊，急不得，熬着熬着，就熬出头了。”
男孩子当场哭了出来。
后来才知道,他得了抑郁症，连着好几天没吃下东西，唯独到郭东这里，能喝完一碗粥，郭东不劝，不说大道理，只用一碗白粥陪着，陪着陪着，男孩就回来了。
有人问郭东,你天天守着这个摊，困不困？累不累？
“困啊，”他笑，“但有什么关系呢？总得有人在黑夜里亮一盏灯啊，别人睡不着的时候，有地方去；别人冷的时候，有口热汤喝。”
他用的搪瓷缸,是他父亲的，他父亲当年是铁路上的巡夜工，每天晚上，提着马灯，沿着铁路巡逻，那条铁路穿山过河，两边是荒草和坟堆，别人都说这活儿晦气，郭东的父亲却干了一辈子。
“我小时候问他，爸，你怕不怕？”郭东说，“他说，怕什么怕，我提着灯，灯照到的地方就是亮的，亮着，就不怕了。”
后来父亲老了,眼睛花了，走不动了，那盏马灯就挂在了墙上，父亲去世后，郭东把马灯和搪瓷缸一起收了起来，很久都没有动过。
直到他辞职、推着三轮车摆摊，在一个冬夜，一个喝醉的客人蹲在路边哭，郭东不知道怎么安慰，忽然想起那搪瓷缸，就用它热了杯黄酒，端过去。
那客人喝了,笑了，说了句：“暖到心里了。”
从那天起,搪瓷缸就成了郭东摊上的“镇摊之宝”。
有一次,我问他，你还想回学校教书吗？
他摇摇头：“我现在也教书，只是不教语文了，教怎么活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,正在往锅里下面条，水开了，面条散开，像一朵花绽放。
我想起他父亲那句话：亮着，就不怕了。
在这座城市里,有很多像郭东一样的人，他们不是名人，不富裕，没能改变世界，但他们在一方小天地里，用一碗面、一个微笑、一句温和的话，像守夜人一样，守护着那些在夜色里游荡的心。
他们提着的灯,还是从前的那盏，只是换成了另一种方式亮着——是热腾腾的蒸汽，是柜台前不熄灭的灯光，或者只是一个搪瓷缸里温热的酒。
郭东这个名字,放在茫茫人海里，像一滴水掉进江河，但在他那条巷子里，在那张矮桌和那只搪瓷缸之间，他就是一整个温暖的宇宙。
凌晨两点,天快亮了，最后一位客人走了，郭东开始收摊，他把桌椅擦干净，把锅碗瓢盆归整好，熄了灯，推着三轮车慢慢往家走。
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,他走得不紧不慢，像走了一个世纪那么久。
第二天晚上,他还会来，灯还会亮，热气还会升腾。
而那些在夜里迷路的人,还会寻着暖意，找到这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