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蹄声远,长生未央——这是镇上老人对马家老宅的最后一句评语，而宅子里真正记得马长生的，只剩那座跟着日头转影的落地钟。
马长生是民国十八年搬到清溪镇的,没人知道他从前做什么，只看见他带着一口樟木箱、一座沉重的黄铜钟，和一双总是擦得锃亮的手工皮鞋，他租下临街的铺面，不卖米不卖布，挂出一块木牌：修钟。
镇上人起初不信,钟是金贵物件，能修钟的师傅，得去省城请，可马长生修的第一座钟，是镇长家那座停了十年的西洋座钟，他不急着拆，先侧耳听了半个时辰，然后用一根极细的银针，挑出一粒卡在齿轮里的灰，钟走了，走得比从前还准。
从此,清溪镇的钟都活了过来，学堂的铃、教堂的钟楼、各家墙上的挂钟，都经他的手，他不收高价，只说：“钟不是拿来修的，是拿来听的，它走准了，人的日子就稳当。”
马长生一辈子没成家,唯一的陪伴就是店里那座落地钟，每到整点，钟声厚重绵长，像从地底涌出来的呼吸，镇上孩子爱趴在窗台上看，他从不赶，只温和地笑，有个孩子问：“马爷爷，您的钟为什么比别人家的响？”他摸摸孩子的头：“因为它替我记着太多人的时辰，响一点，才记得牢。”
后来日子乱了,战争来了，镇上的钟陆续被征去炼铜，只剩下马长生店里那一座，有人劝他把钟藏起来，他却说：“钟是时间的骨头，藏起来，日子就塌了。”他把钟擦了又擦，调了又调，让它在每一次整点都嘶哑地鸣响。
解放后,马长生老了，手开始抖，眼睛也花了，修不了钟，他就坐在钟下打盹，人们渐渐不叫他师傅，叫他“马老”，再后来，叫他“那个等钟的人”，没人知道他在等什么。
直到一九六八年冬,一个深夜，马长生突然穿上那双皮鞋，把樟木箱打开，里面只有一封信和一枚旧怀表，他把信烧了，把怀表放进落地钟的机芯里，然后坐在钟前，等钟敲响十二下，当——当——当——，钟声未落，他阖上眼，走了。
那座钟在第三天也停了,指针永远定在十二点，有人说，马长生是把自己的时辰还给了钟，后来镇子改造，老宅拆了，钟不知所踪，只有清明时，还有白发老人对着空旷的宅基说：马师傅，你的钟走得真好。
可我知道一个秘密,马长生走的那夜，我曾偷偷趴在门缝边，看见他对着钟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：“阿秀，时辰到了，我来见你。”
原来他等的不是钟,是一个名字，钟替他守着这个秘密，守了一辈子，如今计时器冷硬，分秒精确，再没有人用一整个青春去等一座钟，等一个人，等一句迟了半世纪的长生。
可每当我路过旧钟表店,仍仿佛听见那沉稳的嘀嗒声，像一个人把心放到最稳的地方，不慌不忙，走完了一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