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次听到“吴昌平”这个名字，是在城东老街的修表铺里，老师傅戴着眼罩，镊子尖夹起一粒比芝麻还小的齿轮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吴昌平啊，就是那个把钟表拆了又装，装了又拆，最后让时间停了一分钟的人。”我愣住了，等要追问，老师傅却只摆摆手，说那都是三十年前的事了。
后来我才知道,吴昌平不是名人，没有丰功伟绩，也没有传奇履历，他不过是个中学物理教师，教了一辈子书，退休后住在旧单位家属院，阳台上养着十几盆半死不活的茉莉，可他的名字，却在街坊邻居的口中，被磨成了一枚温润的铜钱——有人记得他替孤寡老人修屋顶，有人记得他把奖金让给年轻同事，还有人记得他每天清晨在操场边的梧桐树下读报纸，风雨无阻。
真正让我对吴昌平刮目相看的,是他留在旧教材扉页上的一段铅笔字，那些教材是他捐给社区图书室的，扉页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，最后一页，他画了一幅小小的示意图：一根弯曲的箭头，穿过层层圆圈，末端指向一个问号，旁边写着：“时间不是直线，它也会打结，我们每个人，都是解结的针。”
这句话让我想起家里的老座钟,那座钟是曾祖母的嫁妆，铜摆早已锈迹斑斑，却依然固执地走着，有一年闹钟坏了，父亲请来修表师傅，师傅看了看说：“这钟的机芯被改过，走时不准。”父亲纳闷，谁改的？师傅说：“看手法，是个内行，他改了齿轮的咬合角度，让钟每一小时慢五秒。”父亲沉默良久，忽然说：“是吴老师，他年轻时说过，时间太快的地方，人心容易散，他给这钟动了手脚，是想让咱们家多留一会儿。”
原来,吴昌平不是普通人，年轻时，他参加过三线建设，在深山里修过水电站，工友们记得，每晚熄灯后，他总借着应急灯读《天工开物》，后来他回城教书，口袋里总揣着一个铁皮盒，里面装着螺丝、铜丝、小弹簧，谁家的缝纫机坏了、收音机不响了、自行车链条掉了，他都能捣鼓好，他说：“机器和人一样，不是坏了，是暂时忘了怎么转。”
晚年的吴昌平得了白内障,视力模糊，他不再修东西，却每天搬个小马扎坐在巷口，看人来人往，有人问他：“吴老师，看什么呢？”他笑：“看时针和分针怎么走，你看，那些骑车的人，影子拉得老长；那个卖豆腐的，每天六点准时经过；还有那几个下棋的，棋局变了，凳子没变。”他说，城市的钟表太多了，多到让人忘了时间其实是活的。
去年冬至,吴昌平去世了，没有讣告，没有追悼会，他留下一个旧木箱，里面全是修好的钟表：有上海牌手表、三五牌座钟、甚至还有一只日晷模型，每只钟表上都贴着一张标签，写着修理日期和主人的名字，最上面是一只银色怀表，表盖内侧刻着一行小字：“赠吴兄，1968年冬，共修水电站。”表停了，停在一点四十七分。
那天下午,巷子里的时钟忽然集体慢了一拍，修表铺的老师傅说，这是巧合，但我知道不是，因为吴昌平生前说过：“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就让时间停一停，替那些来不及告别的人，多留一会儿。”
那只怀表被放在社区展览馆的玻璃柜里,旁边是一张泛黄的复印纸，纸上是他手绘的“时间解结图”，参观的人大多扫一眼就走，只有偶尔会有老人驻足良久，然后轻声说：“吴昌平啊……他呀，就是那个让时间打结，又替时间解结的人。”
天光渐晚,展览馆要闭馆了，我最后看了一眼那个木箱，忽然觉得，那里面装的根本不是钟表，而是一整个时代不敢张扬的温柔，吴昌平没有惊天动地，他只是像一枚安静的发条，卡在岁月巨大的齿轮之间，用尽一生的力气，不让任何一秒被白白吞掉。
——这世上总有一些人，他们的名字不响，却让路过的人，听见了时间的回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