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兵其实不叫毛兵，他姓毛，名建国，可连队里没人叫他建国，都喊他“毛兵”，起初是排长顺口叫的，后来全连都这么叫，连他自己也忘了那个“建国”还印在花名册的哪一栏，他当兵五年，高原上的风雪把脸吹成了紫铜色，笑起来眼角的纹路像干涸的河床,但那双眼睛亮得像雪山上的星子。
那年冬天，连队接到命令，要在海拔五千米的无人区设立一个临时观察哨，为期三个月，为的是监视一段边境线的异常动静，哨所只有一间铁皮房，一张行军床，一个炉子，以及一部靠手摇发电的电台，毛兵主动报了名，指导员问他为什么，他咧嘴一笑：“我这名字，天生就该蹲在哨位上。”
同去的还有两个新兵，都是刚下连不到半年的娃娃，一个叫刘阳，一个叫陈浩，出发那天，军用卡车在冻土上颠了六个小时，最后一段路只能用爬的，风雪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，三个人轮流背着电台和给养，指关节冻得伸不直，毛兵走在最前面，踩着没过膝盖的积雪,硬是一步一步蹚出了一条路。
哨所的日子简单得近乎凝滞，每天的工作是瞭望、记录、报告，偶尔用望远镜数一数远处岩羊的数量，新兵觉得无聊，毛兵却像一尊石像，能趴在瞭望孔前一动不动两个小时，他教新兵辨认风的方向、云的走向，说高原上的天气比女人的心思变得还快，但山跑的轨迹是不变的，雪崩前的声音像闷雷，狼跟人的脚步声不一样。“”他说，“站在这儿，你就不光是你自己了。”
第七十三天夜里，暴风雪来得毫无预兆，电台先是滋滋啦啦地响，随后彻底没了声，炉子的烟囱被倒灌的风堵住，铁皮房被吹得哐哐直响，像一只困在冰海里的船，天亮时，毛兵出去查看，发现通往山下的路被新雪盖得严严实实，脚印早就没了，连之前做的标记也被雪埋得不见踪影，更糟的是，刘阳开始发烧，嘴唇发紫，喘不上气——那是高原肺水肿的前兆。
“必须下山。”毛兵盯着昏迷的刘阳，声音哑得像砂纸，他把陈浩叫到一边，从怀里掏出一张叠得皱巴巴的纸，塞进陈浩手里：“这是这三个月所有观察记录的备份，你带着刘阳走，沿着山脊往东，走三十里能看到补给点的红旗。”
陈浩急了：“那你呢？”
毛兵指着哨所：“总得有人留下来，万一雪停了，连里来巡查，这儿不能空了。”
陈浩不肯走，毛兵一脚踹在他屁股上：“这是命令！你他妈带上他，走！”
那天下午，风稍微小了些，陈浩用绳子把刘阳绑在自己背上，两个人踉跄着消失在雪雾里，毛兵站在哨所门口，看着他们的背影越来越淡，直到变成两个黑点，最后连黑点也没了，他转身回到屋里，把炉膛里的火拨旺,然后在瞭望孔前坐下。
雪下了三天三夜，毛兵每天把手摇发电机摇两小时，让电台能发一会儿声，但耳机里除了嘶嘶的电流声，什么也没有，他把剩下的一半压缩饼干掰成小块，数着吃，到了第五天，饼干没了，他就嚼雪，喝一口，等它在肚子里化开，再把冰碴子吐出来，嘴唇裂开口子，血渗出来,刚凝固就被冷风吹掉。
第七天，他听到外面有声音，不是风声，是轰隆隆的机械声，他撑着站起来，扶着墙走到门口，推开门——一架直升机悬停在半空，旋翼搅起的雪沫像白色的纱帐，陈浩从机舱里跳出来，跑过来抱住他，哭着喊：“班长！我们还以为你……”
毛兵拍拍他的肩，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：“……刘阳呢？”
“送医院了，脱离了。”
毛兵点点头，忽然腿一软，跪倒在雪地里，被搀上飞机前，他回头望了一眼那间铁皮房，屋顶的雪被风吹开一角，露出里面锈蚀的铁皮，他在心里说：这哨位,总算守住了。
后来，连队给他记了个人三等功，很多人都说，毛兵真傻，何苦一个人留在那儿，他只是笑了笑，没说话，又过了两年，毛兵复员了，临走那天，他把自己叠得整整齐齐的军装放在床上，床单拉得一丝褶皱也没有，他走到院子里，对着远处的雪山敬了个礼，然后转身，成了人海里一个普通的“毛兵”。
只是偶尔，在深冬的夜里，他会梦见那片白茫茫的雪原，梦见铁皮房里的炉火，梦见自己仍坐在瞭望孔前，听着风从山脊上掠过,像哨声一样悠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