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时候的冬天,村庄的夜晚总是黑得很早，爷爷却总有办法让夜晚生动起来，他会在杀年猪时，小心地取出那个粉白相间的猪膀胱，先用清水洗净，再泡在碱水里，我站在灶台边，看着那个皱巴巴的东西在爷爷手里慢慢变得饱满，像一朵即将盛开的花。
“来，对着这儿吹。”爷爷递给我一根麦秆，一头插在猪膀胱的出口上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腮帮子鼓得像蛤蟆，那团东西在我面前一点点膨胀起来，先是像个鸡蛋，后来像个小西瓜，最后竟然有了脑袋那么大，爷爷用手捏住口子，用线扎紧，一个半透明的球形灯笼就做好了。
那时候,村里的孩子人手一个这样的灯笼，月光下，我们举着它满村跑，灯笼里的空气晃动着，发出沉闷的声响，猪膀胱很光滑，不像现在的塑料灯笼那样廉价，也不像纸灯笼那样脆弱，它像一个小小的星球，映着我们仰起的脸，有时不小心摔在地上，它会弹起来，像个顽皮的孩子，毫发无伤，奶奶说，这猪呀，全身都是宝，连这膀胱都能给孩子当玩具。
后来我上学了,学会了廉价的化学公式，知道了价格与价值的关系，村里有了镇上批发的红灯笼，五毛钱一个，还闪着彩色的小灯，再也没有人愿意费时费力去洗猪膀胱了，大人们说，那太脏了，爷爷最后一次做猪膀胱灯笼，是在我十岁那年的春节，他一个人坐在院子里，对着那个猪膀胱发愣，就像对着一个即将失传的仪式。
今年回家,发现村里还有做猪膀胱灯笼的老人，就剩三爷爷一个了，他今年八十三，耳朵背得厉害，可一说起猪膀胱，眼睛立刻亮了。“现在年轻人嫌脏，嫌麻烦。”他一边洗着猪膀胱一边说，“可他们哪里知道，这世上最干净的东西，往往是从脏东西里洗出来的。”他手上的青筋凸起，动作却异常轻柔，像是在抚摸一件易碎的珍宝。
“三爷爷，我们能学学怎么做吗？”我问，他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芒：“当然能，只要还有人想学，这东西就不会绝。”那天下午，几个城里来的年轻人围在他身边，看着他一步步演示：清洗、泡碱、吹气、绑扎，当我们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个笨拙却独特的猪膀胱灯笼时，三爷爷笑了，那笑容穿透了八十年的光阴。
夜里,我们举着灯笼走在村路上，猪膀胱依然半透明，在月光下泛着温润的光，我突然明白，爷爷他们留下的，不仅仅是一个玩具，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：在最平凡甚至卑微的材料里，发现美的可能，当世界变得越来越便捷，我们反而失去了这种发现的能力。
猪膀胱灯笼成了非遗文化展示项目,有时我会想，当一个东西需要被“保护”的时候，它其实已经死了，真正的活法，是像三爷爷那样，在一个冬日的午后，教几个年轻人做灯笼，让这门手艺在笑声中传承，最好的传承，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的玻璃柜里，而是让它重新回到孩子们的手中，在月光下跳动，迎着风发出沉稳的声响。
就像爷爷说的,最好的东西，往往都是从最不起眼的地方长出来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