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一个很普通的下午,我在整理父亲的书柜时，从一本泛黄的《毛泽东选集》里，飘落下一张纸，纸张已经有些脆了，折痕处几乎要断裂，我小心翼翼地捡起来，翻到正面，愣住了。
那是一张支票的复印件,金额栏里，赫然写着200万美金。
我拿着这张纸,在午后的阳光里看了很久，支票的日期是1997年，收款人是我父亲的名字，付款方是一家我从未听过的美国公司，签名栏是空白的，这应该是一份意向书，或者说是某种承诺。
父亲从厨房走出来,看见我手里的东西，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“你翻出来了。”
他接过那张纸,轻轻抚平，目光变得很远，沉默了一会儿，他说起了二十多年前的事。
那一年我父亲四十出头,在一家研究所做工程师，他在一项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——一种新型的复合材料，可以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，消息传出去后，没过多久，就有人找上门来。
来的人西装革履,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递上的名片却是一家美国公司的代表，他在酒店订了最好的包间，酒过三巡，拿出了那张填好金额的支票复印件，200万美金，在那个年代，几乎是个天文数字，对方的要求很简单：带着技术资料，跟他走。
父亲说,那顿饭他吃得很不是滋味，200万美金，足够他十辈子衣食无忧，足够我们全家移民国外，给母亲最好的医疗条件——她那时正生着病，需要一大笔钱，他甚至已经想象出了未来的画面：一栋带花园的房子，两个孩子在国际学校念书，逢年过节全家飞回来看望老人。
“然后呢？”我问。
“然后我告诉他，谢谢，但我不去。”父亲说得很平静。
那个美国人有些难以置信,又加了一倍的价钱，甚至承诺了公司股权，但父亲只是摇了摇头，把那张支票复印件收进了口袋，说是留个纪念。
“为别人做嫁衣，我良心不安。”父亲对我说，“那项技术是国家投了太多钱才研究出来的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图纸上每一个数据，都是同事们没日没夜算出来的，我要是把它卖了，我这辈子没法面对他们，也没法面对那些在穷困中咬牙坚持的日子。”
他顿了顿,又说：“你妈也不会同意的，她说，人活着，总要有点铁骨。”
我突然想起了什么,问道：“那后来那项技术……”
“后来用在了神舟飞船上。”父亲的眼睛里闪着光，“现在我们的航天员能去太空了，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力气。”
1997年的200万美金,在今天换算成人民币，已经是一笔惊人数字，如果当时父亲接受了，我们现在会是怎样？也许住着大房子，开着好车，或许我会在常春藤名校读书，而非在下班后推开老旧的单元门，回到这个充满书卷气但称不上富裕的家。
可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,又看了看沙发上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的父亲，他的手有些抖，鬓角早已花白，穿着洗得发白的棉布衬衫，领口磨出了毛边，但他的腰背始终挺得很直。
我突然明白,有些东西比200万美金更值钱，比如尊严，比如理想，比如一个父亲在面对巨大诱惑时，依然能对儿子说“人活着总要有点铁骨”时的坦然。
那张支票复印件,我重新夹进了书里，我知道，它比任何一张真支票都要珍贵，它见证了一个普通人，如何用最朴素的方式，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，做出了最艰难也最正确的选择。
后来每次路过航天馆,看见那些展示的火箭模型，我都会想起那张支票，那些冲破地心引力的烈焰里，也燃烧着我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不曾售卖的青春与智慧，他们或许一辈子默默无闻，买不起当时那200万美金能换来的所有物质，却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比美元更坚挺的底气。
有些东西,再多的钱也买不到，而有些选择，即便过去了二十年，依然能让你在深夜，感到一种踏实的骄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