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5年的夏天,我七岁。
外婆家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梨树,结的梨子金黄透亮，挂在枝头像一盏盏小灯笼，那年梨子熟得特别早，外婆说：“等周末你表哥表姐们都来了，咱们一起摘梨吃。”
我天天仰着头看那些梨子,数了一遍又一遍，从十七个数到二十三个——其实我根本数不清，但我知道最大的那个长在最高处，太阳晒得最多，一定最甜。
周末终于到了,表哥表姐们鱼贯而入，外婆搬出长梯，父亲爬上树，一个个梨子被小心翼翼摘下来放进竹篮里，最后那个最大的梨被父亲摘下来时，我看见它金灿灿的，足足有我两个拳头大。
外婆把梨洗干净,放在一个大盘子里端出来，七八个孩子围坐在桌前，眼睛都盯着那个大梨，外婆笑着讲起孔融让梨的故事，讲完又看看我们说：“你们谁要做孔融啊？”
几个表姐低下了头,表哥把手背到身后，外婆的目光扫过我，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砰砰砰的。
“我要那个最大的。”我说。
空气突然安静了,外婆的笑容僵在脸上，表姐拉我的衣角，表哥嗤嗤地笑，外婆回过神来，轻叹一口气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这么不懂事？你最小，应该让着哥哥姐姐们才对。”
我不明白,为什么不让我当孔融，我就非得让？那个大梨，明明是我看着它一天天长熟的。
这时,一直没说话的母亲走过来，把那个最大的梨放进我手里：“想吃就拿吧。”她转向外婆，“妈，孔融让梨是美德，可孩子想要自己想要的，也没什么错，孔融让了梨才被记住，说明让的人少啊。”
我捧着那个大梨,咬了一口，又甜又脆，表哥表姐们分着吃了其他的梨，也开始高高兴兴地玩闹起来，外婆虽然嘴上说我“不学好”，眼里却藏着几分笑意。
那个大梨的味道,我记了很多年。
二十五岁那年,我在一家公司做策划，团队接了个重要的项目，大家熬了三个通宵，终于拿出了方案，庆功会上，老板拿出五万块奖金，说是要给贡献最大的人，同事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谦虚地说“大家都有功劳”。
老板的目光扫了一圈,落在我身上。
“这个项目，核心创意和关键执行都是你一个人完成的。”老板把装着奖金的信封推过来。
我看了看身边的同事,他们脸上带着笑，但眼神有些复杂，我知道，如果我拿了这笔钱，可能会让他们心里不舒服。
可我就是那个写了几十个方案、每天睡三个小时、在最困难的时候咬牙坚持的人，我想起七岁那年的梨子，想起母亲说的那句话。
“谢谢老板。”我把信封收进包里。
会后,有人私下说我“不懂事”“不会做人”，我不在意，那个项目是我用真本事拿下来的，凭什么要让？那些年我学会了一件事：真正的谦让，是强者给弱者的怜悯，而不是弱者对强者的讨好，不是所有“让”都是美德，“不让”才是对自己的负责。
如今我三十七岁,做了部门主管，每次有新同事入职，我都会请他们吃饭，饭桌上，我常常提起小时候那个大梨的故事。
“我从来不是一个会让的人，”我对他们说，“但我也不是一个不讲情分的人，该让的时候让，不该让的时候，拼命也要争一争。”
有个年轻人问我：“那什么时候该让，什么时候不该让呢？”
我想了想,说：“当你的让，能让别人真正得到好处，而且你心里不委屈的时候，就让，当你的让，只是为了让别人说你好，或者是因为害怕得罪人，那就别让，前者是美德，后者是软弱。”
秋天又来了,我回了趟老家，外婆已经不在了，院子里的梨树还在，树上结着几个梨子，不大，但很甜。
我摘了一个,咬了一口，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，斑斑驳驳的，像极了1985年的那个夏天。
七岁那年,我学会了不让，二十五岁那年，我坚持了不让，三十七岁这年，我终于明白了——让与不让从来不是对错的问题，而是关于你能否诚恳地面对自己的欲望，能否勇敢地承担选择的结果。
孔融让梨是美德,可那个拿着大梨的孩子，也许更需要学会的是如何有尊严地“不让”，因为有些东西，你让了，就再也没有了；有些机会，你错过了，就真的错过了。
但最重要的是,无论让与不让，都要记得，做一个不委屈自己、不伤害别人的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