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输了。”他喃喃地说。
我蹲下身,握着他青筋毕露的手，轻声问：“输给谁了？”
“小六。”他笑了笑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年轻时的光亮，“那小子，一顿能吃八个包子，我不行，最多七个半。”
那是我第一次听老朱说起他的“吃比”。
三年前,我刚来这家养老院做义工时，老朱还不是这样，他能自己拄着拐杖去食堂，能跟其他老人打牌，偶尔还会哼两句京剧，但去年冬天摔了一跤后，身体就像被抽去了筋骨，整个人都蔫了，他变得沉默寡言，常常一整天不说一句话，直到那天，因为一面镜子和一个名字，他打开了话匣子。
“吃比”是北方小镇上的一种游戏，说是游戏，其实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，老朱和小六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，从七八岁开始，他们就在比谁吃得多。
“第一次比是吃馒头。”老朱靠在轮椅上，眼睛微微眯起，“那时候刚入秋，家家户户都蒸新麦馒头，小六他娘的手艺好，蒸的馒头又白又暄，我跟小六一人拿了一个，坐在他家门槛上吃，他三口就咬掉半个，我也不甘示弱，使劲往嘴里塞，结果我俩都噎住了，他娘一人给了一碗凉水才顺下去。”
那之后,“吃比”就成了他们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，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，能吃是一种本事，是一种骄傲，他们比过吃红薯、吃面条、吃饺子、吃炖肉，每次比试都像一场小小的战役，两个人坐在桌前，面前摆着相同的食物，眼神里藏着谁也不肯认输的倔强。
“有一年冬天，镇上杀年猪，小六家分了一副猪下水，他叫我去吃卤煮，那是我俩比得最凶的一次，他娘把肠子、肚子、肝、肺都切了满满一盆，我俩就对着那一盆东西闷头吃，吃到一半我真不行了，抬头看他，他也正看着我，嘴里的猪肝还没咽下去，腮帮子鼓鼓的，眼睛却亮得跟铜铃似的，我端起碗又扒拉了几块，他看我吃了，也跟着吃，最后那一盆卤煮，我们愣是给吃完了。”
老朱说到这里,突然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我递给他纸巾，他擦了一把，继续说：“吃完我俩就躺在他家的炕上，肚子鼓得跟青蛙似的，谁也动不了，他娘端着消食的山楂水进来，一边骂我们傻小子，一边把我们扶起来灌汤，那晚我没回家，就睡在他家，半夜互相听着对方打嗝，打一个笑一阵。”
1998年,小六去了南方打工，走的那天，老朱送他到火车站，两个人站在月台上，谁也没说话，火车快开的时候，小六忽然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四个茶叶蛋。
“最后比一次？”小六说。
老朱接过茶叶蛋,剥开一个塞进嘴里，小六也剥开一个，两个人就站在月台上，你一个我一个地吃完了四个蛋，老朱赢了，他比小六快了两秒钟。
“还是你厉害。”小六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转身上了火车。
那是他们最后一次“吃比”。
从那以后,他们只能通过电话联系，小六在电话里说，南方的东西太甜，吃不惯；说这里的包子太小，一口能吃五个；说等他回来，要跟老朱好好比一顿涮羊肉，老朱就在电话这头笑，说等着你，别到时候认怂。
可是“到时候”一直没来，小六在那边成了家，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，老朱在老镇上开了个小饭馆，生意不咸不淡的，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，他们有彼此的号码，却很少再打过去，偶尔过年时小六回来，两人坐在老朱的饭馆里喝酒，推杯换盏间，却再也没提过“吃比”。
“好像都忘了。”老朱说，“谁也没想起这回事。”
直到小六得了胃癌的消息传来。
老朱赶去医院的时候,小六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，他躺在病床上，身上插满了管子，连说话都费劲，看到老朱进来，他努力挤出一个笑容。
“老朱，我输了。”小六说，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见。
老朱坐在床边,握着他的手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“你赢了，你比我吃得久。”小六慢吞吞地说，“从今往后，你一个人吃两个人的份，别辜负了。”
小六走的那天,老朱在殡仪馆待了很久，回来的时候，他上秤一称，瘦了三斤。
“从那以后，我就吃不下东西了。”老朱看着窗外，声音很轻，“吃什么都没味，好像胃里有个阀门，到点就自动关了，你说奇不奇怪，以前那么能吃的人，现在吃半碗粥都觉得撑。”
我推着他继续往餐厅走,他忽然回头问我：“你吃过比没？”
我摇摇头。
“那可惜了。”他叹了口气，“吃比这东西，不在乎最后谁赢了，在乎的是那个跟你一起吃的人，这么多年，我就是想不明白，小六为什么不等我再跟他比一次？我们还没比过涮羊肉呢。”
到了餐厅,我把老朱的轮椅推到桌边，给他打了一份烂糊面，他拿起勺子，舀了一勺，送到嘴边，又放下了。
“吃不下去。”他说。
我蹲下来,平视着他的眼睛：“朱爷爷，您再想想，如果小六在这儿，他会跟您说什么？”
老朱愣了一会儿,忽然笑了，他端起那碗面，慢慢地，一口一口地吃，吃到一半，他停下来，对我说：“那小子肯定会说，老朱，你他娘的吃快点，我都吃第二碗了。”
我看着他把那碗面吃完,一滴汤都没剩，他放下碗，用手背擦了擦嘴，冲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空，咧开嘴笑了。
“小六，看到了没？我没输。”他轻声说。
天空没有回答,风轻轻吹动着树枝，像是谁在远处，不紧不慢地鼓着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