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慧丽，这个名字在我记忆里,始终与一条长长的田埂连在一起。
那年夏天，我刚满十八岁，高考落榜的消息像一记闷雷，把整个院子都炸得寂然无声，父亲蹲在门槛上，烟卷在他指间明明灭灭，母亲端着一碗稀粥，站在灶房门口，欲言又止，我把自己关在屋里，听见父亲轻声说：“复读吧，钱的事我想办法。”
可我终究没有去复读，开学那天，我背着行囊坐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，车窗外，父亲站在月台上，佝偻的背影渐渐缩成一个小点，我把脸贴在玻璃上，任眼泪恣意流淌，那时我还不知道，在深圳那家电子厂的流水线上,我会遇见刘慧丽。
她是最早注意到我的，我个子高，焊接零件时总得弯着腰，一天下来腰疼得直不起来，刘慧丽把自己的高脚凳推给我，笑着说：“老乡，你用这个。”她的声音软软的，像老家屋檐下滴落的雨水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她已经在深圳打了三年工，换了五家厂,从普通女工做到了质检员。
“你为什么要考大学？”她问我，那时已是深夜，车间里只剩下加班的人，她指着窗外说：“你看，那栋楼就是我一直想去的地方。”那是一座灯火通明的大厦，玻璃幕墙在夜色中像巨大的钻石。“他们需要大学生。”她低下头,手指轻轻摩挲着一张旧旧的成人高考招生简章。
生活很快教会了我一种新的沉默，我们像两滴油，浮在水面上，努力保持着各自的形状，刘慧丽依然每天笑着，用她仅会的一百多个汉字，笨拙地写着工作记录，她会在每次产线上有人犯错时，第一个站出来承担责任，她说：“我们出来打工，不容易，得互相担待。”
冬天的时候，我打算辞工回家睡大觉，刘慧丽没有劝我，只是把一个本子塞到我手里，那是她的学习本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汉字，字迹歪歪扭扭，却一笔一划写得极为认真。“我学了三年，”她说，“现在能读报纸了。”
我终于明白，她的世界远比我想象的更加宽阔，那束光，是早晨五点起来背单词的坚持，是周末去图书馆蹭课的执着，是用沾满机油的手在工厂围墙上写下的诗句，她像一颗野草，从水泥缝里长出来，努力地向上,再向上。
离开深圳的前一天，我把自考的书全部留给了她，她送给我一本厚厚的笔记本，封面上工工整整写着：生活,要有光。
我坐在大学明亮的教室里，经常想起刘慧丽，想起她在烟雾弥漫的车间里咳嗽，想起她一边赶工一边念“A、B、C、D”，想起她说“每个人都有发光的时刻”，不知道她是否已经站在了那栋大厦里面，是否终于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学校,是否还在用那点微光温暖着身边的人。
我时常觉得，刘慧丽就是那束光，不是太阳，不是路灯，而是萤火虫——微小、却执着地亮着，在黑暗中坚持发出属于自己的光，这束光温暖了我,也必将照亮更多人。
那年夏天，我学会了如何在生活的裂缝中，种下一束光。
而那些像刘慧丽一样的人，用最朴素的坚持告诉我们：生活再难，也请记得,你是自己的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