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慧丽,这个名字在我记忆里,始终与一条长长的田埂连在一起。

那年夏天,我刚满十八岁,高考落榜的消息像一记闷雷,把整个院子都炸得寂然无声,父亲蹲在门槛上,烟卷在他指间明明灭灭,母亲端着一碗稀粥,站在灶房门口,欲言又止,我把自己关在屋里,听见父亲轻声说:“复读吧,钱的事我想办法。”
可我终究没有去复读,开学那天,我背着行囊坐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,车窗外,父亲站在月台上,佝偻的背影渐渐缩成一个小点,我把脸贴在玻璃上,任眼泪恣意流淌,那时我还不知道,在深圳那家电子厂的流水线上,我会遇见刘慧丽。
她是最早注意到我的,我个子高,焊接零件时总得弯着腰,一天下来腰疼得直不起来,刘慧丽把自己的高脚凳推给我,笑着说:“老乡,你用这个。”她的声音软软的,像老家屋檐下滴落的雨水,后来我才知道,她已经在深圳打了三年工,换了五家厂,从普通女工做到了质检员。
“你为什么要考大学?”她问我,那时已是深夜,车间里只剩下加班的人,她指着窗外说:“你看,那栋楼就是我一直想去的地方。”那是一座灯火通明的大厦,玻璃幕墙在夜色中像巨大的钻石。“他们需要大学生。”她低下头,手指轻轻摩挲着一张旧旧的成人高考招生简章。
生活很快教会了我一种新的沉默,我们像两滴油,浮在水面上,努力保持着各自的形状,刘慧丽依然每天笑着,用她仅会的一百多个汉字,笨拙地写着工作记录,她会在每次产线上有人犯错时,第一个站出来承担责任,她说:“我们出来打工,不容易,得互相担待。”
冬天的时候,我打算辞工回家睡大觉,刘慧丽没有劝我,只是把一个本子塞到我手里,那是她的学习本,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汉字,字迹歪歪扭扭,却一笔一划写得极为认真。“我学了三年,”她说,“现在能读报纸了。”
我终于明白,她的世界远比我想象的更加宽阔,那束光,是早晨五点起来背单词的坚持,是周末去图书馆蹭课的执着,是用沾满机油的手在工厂围墙上写下的诗句,她像一颗野草,从水泥缝里长出来,努力地向上,再向上。
离开深圳的前一天,我把自考的书全部留给了她,她送给我一本厚厚的笔记本,封面上工工整整写着:生活,要有光。
我坐在大学明亮的教室里,经常想起刘慧丽,想起她在烟雾弥漫的车间里咳嗽,想起她一边赶工一边念“A、B、C、D”,想起她说“每个人都有发光的时刻”,不知道她是否已经站在了那栋大厦里面,是否终于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学校,是否还在用那点微光温暖着身边的人。
我时常觉得,刘慧丽就是那束光,不是太阳,不是路灯,而是萤火虫——微小、却执着地亮着,在黑暗中坚持发出属于自己的光,这束光温暖了我,也必将照亮更多人。
那年夏天,我学会了如何在生活的裂缝中,种下一束光。
而那些像刘慧丽一样的人,用最朴素的坚持告诉我们:生活再难,也请记得,你是自己的灯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