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蹲在斑驳的墙根下,面前摊着几个搪瓷盆,盆里是调好的颜料,听见脚步声,她抬起头,眯着眼看我,忽然笑了:“是你啊。”

我几乎认不出她了,当年那个扎着马尾辫、穿白裙子的姑娘,如今头发随意盘起,脸上沾着几点颜料,身上套着一件沾满色渍的旧衬衫,只有那双眼睛,还是记忆里的样子,亮晶晶的,藏着一股子倔强。
“你在画什么?”我走过去,墙面上,一朵巨大的木棉花已经成形,花瓣红得像要滴下血来。
“给这条老街画个记忆。”她说,手上的笔没有停,“你看这些老房子,马上都要拆了。”
我这才注意到,整条街的墙上都画满了东西:有骑楼下棋的老人,有推车卖糖葫芦的小贩,还有趴在门槛上写作业的孩子,每一幅画都像从墙上长出来的,和斑驳的墙皮、剥落的石灰融为一体。
“这些年,你就在做这个?”我问。
涂玲放下笔,拧开一瓶矿泉水,喝了一口:“嗯,从北画到南,走了十几个城市。”
“靠什么生活?”
“给人画墙绘,有时也画广告牌。”她笑了笑,“攒够路费就走。”
我想起十年前,学校举办的那场绘画比赛,涂玲画了一幅《老街》,用墨很深,把整条街画得暗沉沉的,只在角落里画了一扇门,门上透出一丝光,评委说她“立意消极”,给了个三等奖,她当场撕了奖状,说:“我的老街,就是那样的。”
后来她离开学校,背着画夹走了,有人说她疯了,有人说她太任性,只有我知道,她走的那天晚上,对我说了一句话:“我画的是快要消失的东西,他们看不见,我得让更多人看见。”
“你为什么要画这些快要消失的东西?”我问。
涂玲站起身,看着自己的画:“因为消失的东西,才值得被记住。”她指着远处正在施工的工地,“你看,那边很快就要变成商业街了,再过几年,还有谁会记得这里曾经是什么样子?”
她说着,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
去年秋天,她在北方一个小镇画画,镇上有座老戏台,梁上的彩绘已经模糊不清,镇长说,下周就要拆了,建新的文化广场,她花了五天时间,把戏台上的彩绘原样画在旁边的墙上,最后一天,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杖来看她画,看了很久,忽然说:“我年轻时,就在这个台上唱过戏。”
老太太唱了一段,声音颤巍巍的,在空荡荡的戏台前飘荡,涂玲说她从来没听过那么好的戏。
“画完了,老太太拉着我的手哭了。”涂玲说,“她说,谢谢你,把我的戏台留下来了。”
我看着她,忽然明白了她这些年做的事,她不是在画画,她是在和时间赛跑,把那些即将被铲平、被遗忘的东西,一笔一笔地留在墙上。
“值得吗?”我问。
涂玲没有回答,只是重新拿起笔,在最后一面墙上画了一扇门,门半掩着,透出一线光,就像她十年前那幅画一样。
“这扇门里,有什么?”我问。
她回头看我:“你想看到什么,推开就知道。”
后来我常常想起那扇门,也许她画的是希望,也许是一段回不去的时光,也许只是每个人心里,那个不愿意向现实低头的自己。
走的时候,涂玲还在画,她给我的最后印象,是夕阳下伏在墙上的身影,认真地、固执地,一笔一笔画着。
就像她画的那些墙一样,会消失,会被拆掉,会被时间抹平。
但总会有人记得,曾经有个人叫涂玲,她用自己的一生,为这个世界画下了那么多快要消失的东西。
那扇门,我始终没有推开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