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蹲在斑驳的墙根下,面前摊着几个搪瓷盆，盆里是调好的颜料，听见脚步声，她抬起头，眯着眼看我，忽然笑了：“是你啊。”
我几乎认不出她了,当年那个扎着马尾辫、穿白裙子的姑娘，如今头发随意盘起，脸上沾着几点颜料，身上套着一件沾满色渍的旧衬衫，只有那双眼睛，还是记忆里的样子，亮晶晶的，藏着一股子倔强。
“你在画什么？”我走过去，墙面上，一朵巨大的木棉花已经成形，花瓣红得像要滴下血来。
“给这条老街画个记忆。”她说，手上的笔没有停，“你看这些老房子，马上都要拆了。”
我这才注意到,整条街的墙上都画满了东西：有骑楼下棋的老人，有推车卖糖葫芦的小贩，还有趴在门槛上写作业的孩子，每一幅画都像从墙上长出来的，和斑驳的墙皮、剥落的石灰融为一体。
“这些年，你就在做这个？”我问。
涂玲放下笔,拧开一瓶矿泉水，喝了一口：“嗯，从北画到南，走了十几个城市。”
“靠什么生活？”
“给人画墙绘，有时也画广告牌。”她笑了笑，“攒够路费就走。”
我想起十年前,学校举办的那场绘画比赛，涂玲画了一幅《老街》，用墨很深，把整条街画得暗沉沉的，只在角落里画了一扇门，门上透出一丝光，评委说她“立意消极”，给了个三等奖，她当场撕了奖状，说：“我的老街，就是那样的。”
后来她离开学校,背着画夹走了，有人说她疯了，有人说她太任性，只有我知道，她走的那天晚上，对我说了一句话：“我画的是快要消失的东西，他们看不见，我得让更多人看见。”
“你为什么要画这些快要消失的东西？”我问。
涂玲站起身,看着自己的画：“因为消失的东西，才值得被记住。”她指着远处正在施工的工地，“你看，那边很快就要变成商业街了，再过几年，还有谁会记得这里曾经是什么样子？”
她说着,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
去年秋天,她在北方一个小镇画画，镇上有座老戏台，梁上的彩绘已经模糊不清，镇长说，下周就要拆了，建新的文化广场，她花了五天时间，把戏台上的彩绘原样画在旁边的墙上，最后一天，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杖来看她画，看了很久，忽然说：“我年轻时，就在这个台上唱过戏。”
老太太唱了一段,声音颤巍巍的，在空荡荡的戏台前飘荡，涂玲说她从来没听过那么好的戏。
“画完了，老太太拉着我的手哭了。”涂玲说，“她说，谢谢你，把我的戏台留下来了。”
我看着她,忽然明白了她这些年做的事，她不是在画画，她是在和时间赛跑，把那些即将被铲平、被遗忘的东西，一笔一笔地留在墙上。
“值得吗？”我问。
涂玲没有回答,只是重新拿起笔，在最后一面墙上画了一扇门，门半掩着，透出一线光，就像她十年前那幅画一样。
“这扇门里，有什么？”我问。
她回头看我：“你想看到什么，推开就知道。”
后来我常常想起那扇门,也许她画的是希望，也许是一段回不去的时光，也许只是每个人心里，那个不愿意向现实低头的自己。
走的时候,涂玲还在画，她给我的最后印象，是夕阳下伏在墙上的身影，认真地、固执地，一笔一笔画着。
就像她画的那些墙一样,会消失，会被拆掉，会被时间抹平。
但总会有人记得,曾经有个人叫涂玲，她用自己的一生，为这个世界画下了那么多快要消失的东西。
那扇门,我始终没有推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