钟刚是个修钟表的。
他的店铺藏在老街的拐角,门面窄得只容一人侧身通过，连个像样的招牌都没有，只在门楣上用毛笔写了四个字——“钟表修理”，字迹已经褪成淡褐色，像一张旧照片。
我是在搬家清理杂物时,翻出父亲留下的一只老怀表才找到他的，怀表早已停摆，指针定格在三点十七分，母亲说，这只表是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，当年在东北逃荒时，就靠它换过两个窝窝头。
钟刚接过怀表时,手指在表壳上轻轻摩挲了一下，那一瞬间，他的眼神变了，像一个老裁缝抚摸一匹上好的绸缎，他打开表盖，眯起眼睛，身体微微前倾，整个人就那样凝固了——仿佛化作了另一样钟表，精密、专注、不知疲倦。
“能修吗？”我小心翼翼地问。
他没有立刻回答,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放大镜，拧在外框上，那只放大镜的边框已经磨得发亮，镜片上有一道细小的划痕，他俯下身，把脸凑到表盘上，隔了很久，才说：“能修，得七天。”
我问他多少钱,他说了一个数字，不贵，我又问是什么时候取，他说：“第七天，下午三点十七分。”
我愣了一下,想起怀表停摆的时间正是三点十七分，他仿佛看穿了我的疑惑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时间这东西，有它自己的脾气，它停在哪里，就应该在哪里重新开始。”
七天后的下午,我准时去了，钟刚正坐在工作台前，手里捏着一根细如发丝的弹簧，用一个镊子小心翼翼地往表芯里安放，他的鼻尖上渗着细密的汗珠，但手指稳得像一座山，桌上摊着各种工具：螺丝刀、油壶、放大镜、擦表布……每一样都摆得整整齐齐，像是等待检阅的士兵，墙角有一口老座钟，正“滴答、滴答”地走着，声音沉稳厚重，像人的心跳。
“坐。”他头也没抬。
我坐在旁边的小凳上,静静地看着他工作，那是一双怎样的手啊——指节粗大，虎口处有厚厚的老茧，几处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掉的机油，可就是这双手，捏着那些比蚂蚁腿还细小的零件时，却灵巧得像钢琴家在演奏，他把一根齿轮轴放进表芯，轻轻一拨，齿轮便开始转动，发出“嗡嗡”的细微声响，他侧耳听了片刻，又微微皱眉，用一把小螺丝刀调整了一下游丝的长度。
“这只怀表是1912年德国造的，”他忽然开口，声音很低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，“机芯的钢火不错，摆轮很正，当年能做出这种表的人，都是把命搭进去的，他们不是为了赚钱，是为了让时间住进一只铁壳里。”
他说得很慢,像在打磨每一个字，我注意到，他的手指上有一道很深很长的疤痕，从食指根部一直延伸到手腕，他告诉我，那是三十年前修一只瑞士表留下的——表发条崩断，弹出来划开了他的手掌。“血喷了表盘上都是，但那只表最后修好了。”他说这话时，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。
“修了多少年？”
“三十七年。”
“那你修过的表，一定比我看过的人还多。”
他笑了,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沧桑。“修表的，其实是在修人心，表坏了可以修，人坏了，就难了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这些年，我修过上万只表，每一只都藏着一个人的故事，有人在表盖里藏了一束头发，有人把情书卷成细条塞进表芯，还有人把骨灰和进润滑油里……他们不让我知道，但我都懂。”
他修好了怀表,装回表壳，轻轻地合上盖子，他把表递给我，那只表已经重新走动了，指针正稳稳地走向三点十七分。“这个时间对于你爷爷来说，也许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刻。”他说，“它停了，是因为它想让你记住这个时刻。”
我接过怀表,放在耳边听，那“滴答、滴答”的声音，像一颗古老的心脏重新开始跳动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指了指墙上挂的一块褪了色的匾额，上面写着“钟刚”两个字。
“钟刚，钟是时间的钟，刚是刚强的刚。”他冲我笑了笑，“老辈人起的名字，说是要让我像时间一样刚强，压不垮、磨不烂。”
从那以后,我偶尔会去他的店里坐坐，不是为了修表，只是想听他讲那些藏在表芯里的故事，他说话时，身后的老座钟就“滴答滴答”地响着，像是在给他的话打节拍，有一次，我看到他修好了一只民国时期的老怀表，表的主人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，接过表时，眼泪忽然就流了下来，钟刚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把表轻轻放在老人手里，拍了拍他的手背。
后来有一天,我路过老街，发现那条街要拆了，商铺纷纷关张，门口贴满了“歇业”“搬迁”“甩卖”的红纸，但钟刚的店门还开着，他坐在里面，依然在修表，我走进去，问他要搬到哪里去，他一边擦着一只落地钟的摆锤，一边说：“不搬了。”
“不搬了？”我一惊，“这里要拆了呀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他放下摆锤，看着我，“我找了一圈，没有合适的店面，房租太贵，修表又挣不了几个钱，再说，这满城的表，修一块少一块，现在的人都戴电子表、智能表，坏了就扔，谁还来找我修？我也该歇歇了。”
他的语气很平静,像是在说别人的事，他指了指墙角那座老座钟，说：“这座钟跟了我一辈子，走得还是那么准，它从没停过，一天只差三秒，我退休那天，就把它停下来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时间太长了，也该让它歇歇了。”他笑了一下，眼里却没有笑意。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,只能站在那里，听着房间里此起彼伏的“滴答”声，那些声音汇聚在一起，像一条看不见的河流，缓缓地流着，每一秒，都有一只表在向他道别。
钟刚站起身,走到角落里，打开一只木箱子，箱子里放着几十只旧表，有的表盘碎了，有的指针断了，有的连外壳都锈蚀得不成样子，他从里面拿出一只表，轻轻地吹掉上面的灰，说：“这些都是他们不要的，我把它们留下来，修好，再挂在墙上，你看——”他指着店铺四周的墙壁，高高低低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钟表：有落地钟、挂钟、闹钟、怀表、手表……像是时间的博物馆。“每一只，都是人命。”
他最后修的那块表,是母亲的，那块表走得很准，但自从怀表取回来之后，母亲每天都把它擦得很亮，我问母亲为什么，她想了想说：“钟刚这个人啊，有骨气，以前你爷爷说过，一个人能把时间修好，就能把日子过好。”
老街很快就拆了,钟刚的店铺也随之消失，那座楼被推倒的第二天，我去废墟里看了看，想找到什么，但除了砖瓦和碎玻璃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是风里隐隐约约地，仿佛还有“滴答”的声音。
钟刚就这样消失了,有人说他去了乡下，有人说他去了养老院，我宁愿相信，他去了一个时间比我们慢的地方，在那里，他依然坐在工作台前，用一双布满老茧和疤痕的手，把那些破碎的时间，一块一块地拼起来，他身旁的老座钟，还在走。
我永远记得他说的那句话：“修表的，其实是在修人心。”
钟刚,名字里藏着时间的骨架，他矮小瘦弱，却是这个时代里最刚硬的东西——比所有智能手表的芯片更坚不可摧，因为时间是柔软的，人心是柔软的，只有那些执拗地要把柔软拼成刚硬的人，才配得上这个名字。
我每天都会给那只怀表上弦,每天早上八点整，听着它“滴答”作响，仿佛听到一个时代最微弱的回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