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晓青
那张明信片被我翻出来的时候，边角已经泛黄了，上面写着一行小字：“晓青，北海道的雪，我替你看过了。”没有署名,邮戳时间是1997年。
李晓青是我妈。
但在这张明信片里，她不是我的母亲，而是一个叫“晓青”的女孩，寄信的人我不认识，只知道字写得很好看，笔画干净利落,像冬天冻裂的树枝。
我妈从来不提年轻时候的事，我们住的筒子楼里，邻居们都说她是个“闷葫芦”，她每天早晨五点起来蒸馒头，七点去厂里上班，晚上回来就坐在缝纫机前踩鞋垫，踩到电视说晚安才收工，我爸走得早，我小时候问过她一次：“妈，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？”她头也没抬：“以前？以前也是这个样子。”
但我姥姥说过，李晓青十七岁那年差点去了东北，那时候知青下乡，别人都哭哭啼啼，就她兴高采烈地收拾行李，把一本《普希金诗选》塞进包里，姥姥说：“你妈那会儿爱写诗，在学校黑板报上写，还投稿到市里的报纸，有一回真发表了，她拿着报纸满院子跑，辫子都飞起来。”
后来她为什么没去成？谁也说不清，有人说是因为我姥爷摔断了腿，有人说是她体检没过，还有人说是因为一个人——那个寄明信片的人。
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有一天放学回家，看见我妈坐在床边，手里捏着一张纸，见我进来，她飞快地塞进枕头底下，那天晚上她破天荒没踩缝纫机，早早关了灯，我假装睡着了，听见她在黑暗里翻了个身,又翻了一个。
那张纸后来我再也没见过，直到收拾老房子，我才在衣柜最底层的铁盒子里找到一沓信，信纸是一种很薄的、近乎透明的纸，上面的字密密麻麻，墨水洇开了，有些地方连不成句子，署名通通只一个字：峰。
我没有看完，也不敢看完，那些字太烫手了，像刚出锅的馒头，隔着纸都能感到温度，我只挑了一封读了几句，开头是：“晓青，今天的白桦林很好，叶子全黄了，风一吹就像下金子。”
我妈一辈子没见过白桦林，她最远去过省城，还是因为我考上大学去送我，那天她站在校门口，头发被风吹乱了，说：“你替我去外面看看。”
大学四年，我给她写过很多信，她的回信总是很短，开头是“吾儿”，结尾是“母字”，中间夹一两句问吃饭穿衣的话，字写得工工整整，像小学生描红，我把那些信和铁盒子里的信放在一起，发现她的笔迹已经完全不同了——不再是当年那种急急的、像要飞起来的字，而是一个字一个字地、稳稳当当地落在纸上，像是怕被人说“不稳重”。
也许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条河，只是有人让河继续流着，有人把它堵上了，我妈大概属于后者，她把写诗的本子烧了，把投稿的信封撕了，把那个叫“峰”的人埋进铁盒子，然后换上一张笑脸，嫁给我爸，生了我,在筒子楼里过完大半辈子。
铁盒子底下还有一张照片，黑白的，边缘已经毛了，照片上是个穿白衬衫的年轻男人，站在一棵大树下，手插在兜里，笑得很轻，背面写着两个字——“等我”。
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等到，我只知道1997年那张明信片，北海道,雪。
那封信我没收起来，临走的时候，我把铁盒子原样放回衣柜底层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出门时回头看了一眼，我妈正坐在缝纫机前，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手上,她的手指在轻轻摩挲一粒纽扣。
那动作很慢，很轻,不像是在缝东西。
倒像是在写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