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认识尹红的时候,她刚满四十岁，在区图书馆做管理员，说是管理员，其实什么活都干——整理书架、修补旧书、帮老人找报纸、教孩子查资料，偶尔还要安抚那些因为找不到想要的书而发脾气的读者。
她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工作服,头发利落地扎在脑后，露出一张素净的脸，笑起来的时候，眼角会有细细的纹路，像秋天的落叶划过水面留下的涟漪。
那个下午,图书馆里没什么人，我趴在桌子上写作业，她坐在我对面修补一本《平凡的世界》，书页已经泛黄发脆，她用透明胶带小心翼翼地粘着裂缝。
“丫头，”她突然开口，声音很轻，像是怕惊扰了什么，“你说人这一辈子，是不是总得有个盼头？”
我抬起头,看见她手里捧着一封信，信封的边角已经磨得发白，邮戳上的日期是1995年3月12日。
“这是我丈夫写的最后一封信。”她说这话的时候，手指轻轻摩挲着信封，“他说等攒够了钱，就带我去看海。”
那个下午,我听到了尹红的故事，十八岁那年，她从贵州大山里出来，到广东的工厂打工，在流水线上，她认识了一个叫陈建国的男孩，他总把食堂里的肉夹给她，夜里加班的时候，会偷偷塞给她一颗糖。
后来陈建国去了建筑工地,说工钱更高，他们约定好，等攒够了钱就结婚，回老家盖栋房子，生个娃，养几只鸡，男人每个月都会写信来，信里写他的工友，写城市的霓虹灯，写他一天能挣多少钱。
“他写，等攒够了钱，就带我去看海。”尹红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里有一种光，像是沙漠里看见海市蜃楼的人。
但那封信之后,再也没有信来，她辗转打听，才知道工地出了事故，脚手架倒塌，丈夫连一张完整的照片都没留下。
她没有回大山,也许是不知道该怎么回去，也许是不想回去，她留在了这座城市，从工厂女工做到图书管理员，一做就是二十三年，那条通往海边的路，她一直没走。
“为什么不自己去看看？”我问她。
她笑了笑,没有回答，后来我才慢慢明白，有些路，如果没有人陪，就永远走不出第一步。
往后的日子里,我常常在图书馆见到尹红，她依然穿着那件深蓝色工作服，依然在修补那些快要散架的旧书，只是她开始学东西了——书法、二胡、摄影，总是学一阵就换一样。
她安慰自己：“活着嘛，总得找点事做。”
直到很多年后,我离开那座城市，收到她的信，信里夹着一张照片，是她站在海边拍的，海风吹起她已经斑白的发，她红着眼眶，笑得像个孩子。
信上说：“丫头，我终于来看海了，这里的浪很大，比建国的信里写的还要大，我在这边认识了一个人，他也喜欢在食堂里把肉夹给我，我想，我大概还可以再爱一次。”
我把那封信看了很多遍,不知道为什么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，我想起那个修补《平凡的世界》的下午，想起她说“人这一辈子，是不是总得有个盼头”。
是啊,总得有个盼头。
尹红用四十年的时间,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盼头，她学会了向前看，学会了在心里种一棵树，哪怕等了很多年，才等到它开花。
其实这世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平凡,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尹红，都在用自己的方式，缝补着生活里一个又一个破洞，有人选择了遗忘，有人选择了等待，而她，选择了在等待中学会飞翔。
有的海,是两个人一起去看的，有的海，只能一个人去，但不管怎样，终究是要去看一眼的，因为那是她欠自己的一个拥抱，也是她对自己的，最好的一次原谅。
